切·格瓦拉的死亡真相:最喜欢的情妇是克格勃间谍任务是除掉他

切·格瓦拉,已成为当今左翼运动的标志、反主流文化的全球偶像。《时代周刊》杂志将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他那张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被称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照片”之一。关于格瓦拉的死因,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游击队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当局透露了格瓦拉的营地位置,导致他受伤被俘。但这种说法十分可疑,疑点有三。格瓦拉死后50多年,关于他的书籍和回忆录汗牛充栋,几乎每一个跟格瓦拉之死沾点边的人,都现身接受采访,或写了文章,但关于这个逃兵的姓名和身份,至今毫无线索,没有任何人提及。美国古巴裔中情局特工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参与了整个搜捕行动。格瓦拉被俘后,他和格瓦拉进行了一次长谈。几十年过后,罗德里格斯透露了整个细节,但没有半个字提及这个逃兵。玻利维亚记者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阿尔塞,亲眼目睹了格瓦拉的死亡,经过40多年的调查,走访过格瓦拉的战友,以及与格瓦拉之死有关的人,查阅了军方的,最终写成了一本书:《切·格瓦拉——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与复活》。在这本书里,阿尔塞也没有提到这个逃兵。格瓦拉辗转南美和非洲,打了十年游击,被称为“游击之王”,身经百战,机警过人。难道身边出了逃兵,他还会违背常识,继续留在原来的营地,等着敌人来包围?格瓦拉打游击战,走的是“精英”路线,而不是搞乌合之众,曾经被批评为“脱离群众”。他身边的每一个游击队员,几乎都经过反复审查,有名有姓,信仰坚定。跟格瓦拉最后突围的5名游击队员,都宁死不屈,无一人投降或叛变,战至最后一口气。为何在他的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个谜一样的逃兵呢?与逃兵之说相反,苏联解体后,一份解密文件的说法则更为可信。这份文件证实,格瓦拉真正的死因,并非是游击队的逃兵,而是他最喜欢的情妇一一克格勃女间谍达玛拉·邦姬的出卖所致。达玛拉·邦姬,1936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都是德国人。1933年,她身为德共党员的父亲,遭盖世太保通缉,被迫举家逃往南美,几经顛沛,最后定居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邦姬从小练就了超出同龄人的机警与敏锐,并对秘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4年,父亲将她送回东德,入读莱比锡大学。她聪明漂亮,拥有多元文化背景,通晓多国语言,很快引起了东德对外情报局(史塔西)的注意。1958年,邦姬大学毕业,被对外情报局正式招用,成了一名女特工。1959年,邦姬接受了一项新任务:接近切·格瓦拉。接到任务后,邦姬还是很开心的。之前,她听说过许多关于格瓦拉的传奇故事,对这位阿根廷同乡充满了好奇心。切·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传奇家族,医学院毕业后,参加了古巴革命。凭着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其不意的战术、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鼓动力,以及对敌人的冷酷无情,他得到了许多游击队员的拥戴,成为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后,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卡斯特罗任命为古巴银行行长,负责对古巴经济体系进行改造。对于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无孔不入的克格勃当然不会视而不见,早就把他列入“花名册”。正好,机会来了。1959年9月底,格瓦拉率团访问东德,入住罗扎卢森伯格大街3号的日耳曼大酒店。邦姬作为东德方面派出的拉丁语翻译,有了和格瓦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听说这位23岁的漂亮女翻译同样出生于阿根廷,格瓦拉对邦姬产生了一种亲切和信任感。而邦姬也迷上了这位年仅31岁、瘦削英俊、目光深邃的南美传奇英雄,对他充满了爱慕之情。几天之后,格瓦拉竟然向东德方面提出:让既懂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和英语,又懂经济及南美事务的邦姬,跟随古巴代表团工作,作为自己的助手。英雄坠入了“爱河”!这段时间,邦姬一边与格瓦拉缠绵于温柔乡,一边源源不断向上汇报了格瓦拉的一言一行,让克格勃总部很是满意。邦姬曾问过格瓦拉:你学的是医学专业,却主管古巴经济,你懂经济学吗?“你知道我是如何当上古巴银行行长的吗?”格瓦拉嘴角上扬,微笑着问。“一次,我们开会,卡斯特罗说,要找一个尽职尽责的经济学家(economista)。我听错了,以为他说要找一个尽职尽责的者(comunista),我举起了手。卡斯特罗就选择我来主管古巴经济。”古巴代表团回国后,克格勃决定,把邦姬调到莫斯科总部,从事对拉丁美洲的情报工作,并对她进行系统培训。1962年,格瓦拉访问苏联,邦姬再次作为翻译出现在他身边,重温旧情。1964年夏,28岁的邦姬被派往秘鲁,组建那里的情报网。她化名拜尔古拉·丽丝·劳拉,来到利马。当地的一家报纸介绍,劳拉是阿根廷一位大畜牧主的女儿,也是一位女英雄。二战期间,她曾出资救助许多逃出德占区的进步人士。而且,她在南美民族研究、德国文化与阿根廷文化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不少人觉得奇怪:“您在阿根廷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跑到秘鲁来呢?”劳拉会意地一笑,故作神秘地说:“我来秘鲁,是为了摆脱阿根廷一位要员的求婚。”一到秘鲁,劳拉就奔走于私人聚会、公共活动之中。短短几个月,成了当地的大红人。为了长期潜伏,劳拉与秘鲁一名企业主结了婚,申领了该国护照。不久,她在秘鲁新闻中心找到一个职位,负责对外新闻稿件的编辑与发布。这样,她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头面人物,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很快,秘鲁两个关键人物:内务与司法部部长安东尼奥·阿尔盖达萨·曼奇德、广播公司负责人佩特罗·蕃戈,拜倒在劳拉的石榴裙下。1966年夏,劳拉接到莫斯科总部命令:以最快速度和格瓦拉见面。原来,1965前后,格瓦拉与古巴方面产生了矛盾,自愿放弃了古巴公民身份,前往非洲和南美开展游击战。他在写给卡斯特罗写的告别信中说: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古巴的前途感到忧虑,对不少老战士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感到可惜。为保持革命者的完满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槃式的结局。另外,他与古巴的特殊化也格格不入,严于律己,生活节俭,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不上酒吧,不看电影,也没去过海滩。周末经常去甘蔗地或工厂,参加义务劳动。1965年4月,格瓦拉出走刚果。但经过7个月的战斗后,他在刚果的游击战以失败告终。1966年,他转向玻利维亚。在险峻的卡米里山区,他带领游击队员,在与玻利维亚军队作战中,取得了不少胜利。接着,又击败了由美国中情局培训、有越战老兵参加、专门针对丛林战的玻利维亚别动队。看来,夺取玻利维亚政权指日可待。一时间,格瓦拉名身大振,成了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人物。1966年11月,劳拉赶赴玻利维亚,找到卡米里山区的游击队营地,见到了久别的情人。劳拉的出现,不仅给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格瓦拉带来了身心的快慰,还带来了克格勃的25万美元和通讯器材。久别重逢,两人畅谈了一夜。格瓦拉拿出一本自己写的小册子《游击战:一种手段》,终于让劳拉弄明白了他口中的“游击中心论”。所谓的“游击中心论”,其实是格瓦拉的选择的一种革命道路。武装小组是革命的“先锋队”,游击队是革命“中心”,先在人烟稀少、居民分散、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发动游击战争,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以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1966年12月,勃列日涅夫看到劳拉上报的这本《游击战:一种手段》,如鲠在喉,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不再讨论如何援助格瓦拉,而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下,研究如何阻止切瓦拉的“游击中心论“扩散和“自命不凡”心理的膨胀。勃列日涅夫断言,切瓦拉一直对苏联模式心存不满,狂放不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肯定会背离苏联的轨道,导致拉美革命失控,最终成为第二个铁托,带来无尽的麻烦,让“老大哥”颜面受损。会议决定,必须尽快惩罚切瓦拉,防止他坐大为患。劳拉接到莫斯科命令,虽然感到不解和不舍,但仍然把游击队的营地位置、人员、装备等情报,提供给了玻利维亚军方。1967年10月8日,游击队营地被玻利维亚特种部队包围,格瓦拉在突围途中受伤被俘。10月9日,格瓦拉被处决,年仅39岁。中情局古巴裔特工将他的遗体埋葬在一个秘密地点,直到1997年,才经过多国联合挖掘,送回到古巴修建的格瓦拉陵园内下葬。格瓦拉遇害后,劳拉备受良心的谴责,整天惶惶不得安宁。她害怕向玻利维亚当局告密的事情一旦曝光,游击队将向自己讨还血债,也担心秘鲁迟早不会放过她。1968年,她逃回苏联。后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在克格勃总部工作。格瓦拉死后50多年来,尽管争议不断,但他已经成为国际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文化象征。对很多人而言,他已经超越了革命英雄的范畴,成为当代的一个神话和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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