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宾连遭倒戈后再度当选工党正面临着何种危机?

工党科尔宾在脱欧公投之后接连被党内政敌倒戈,甚至引发了工党影子内阁的全面辞职,以逼迫科尔宾下台。布莱尔声称,如果不罢黜科尔宾,工党将不可能再次赢得大选。然而经历屡次被倒戈未遂后,在党内又发起的新一轮工党领袖选举投票中,科尔宾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票。这位草根出身的领袖,被认为是不同于布莱尔/布朗的真正的。他去年的竞选还曾引发一场更新了工党基础的大众运动——二十万人为了投票给他加入了工党。

科尔宾深知重拾在布莱尔/布朗时期工党忘记的社会民主传统对于工党而言多么重要。英国的经济、文化、身份认同和政党系统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长久以来,工党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劳动者的党”,新的政治分裂出现在勤勉的工人和享受公共补贴的底层之间。而工会和传统工作场所的消亡所留下的政治真空,如今又逐渐由另一种形式的集体身份来填补——国族身份。与此同时,也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勃兴。今天的每时每刻,政治都在迅速瓦解碎裂,单一的某个政党或某种意识形态还能像过去一样代表多数民众的观点吗?

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是否能寻回曾经的遗产?的未来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不只一只幽灵出没于现代欧洲:、再生的极右翼、动荡的土耳其、支离破碎的欧盟计划。并且,在主流政治中,整个欧洲大陆的传统政党都处在危机之中。

在德国,一度是政府超级大党的社会在全国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已经跌至20%以下。在法国,弗朗索瓦·奥朗德的支持率徘徊在15%左右,而在西班牙,社会工人党眼见其支持率在不到十年内几乎掉落了一半。(弗郎索瓦·奥朗德是法国现任总统,曾于1997年11月至2008年11月担任法国社会党。——译注)

不到十年时间里,希腊最主要社会的支持率从赢得选举跌落至不到5%,其衰败是如此之快,乃至催生了一个新词“pasokification”,用来指那种传统中政党的崩溃。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随着右翼民粹主义者就移民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煽动人们的焦虑情绪,愈发愤愤不平的选民对一度不可战胜的几个社会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受欧元区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政治活动的改头换面似乎令人们有理由形成新的乐观。在西班牙,“我们能”(Podemos)对被它称作“la casta”(特权阶层——译注)的政治建制派大发雷霆,与此同时,希腊见证了“激进”(Syriza)的崛起,这个突然冒头的激进政党自2015年进入政府。这两只政治势力的能量和对传统积习的破除在其他地方找得到共鸣:在美国,它们见证了对伯纳德·桑德斯竞选活动的支持风潮,这种支持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但在希腊的狂热事件之外,这些进展给人的感觉,依旧更像是抗议和不同政见的表达,而非权力即将到手的征兆。

在英国,工党展示出现代的几乎全部危机。工党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利兹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依旧表现良好,但在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就只是勉强应付。而且,在旧日的工业核心地带,工党正在丧失控制力;在苏格兰,工党看上去正在走向死亡。在同样一些无足轻重的地方,自2010年前以来,工党的民意支持率就已经停滞不前。

这基本上与这个政党目前的内部纷争无关。与其在欧洲的姐妹政党遭遇到的一样的危机吞噬了工党。政治评论倾向于聚焦政治家,评论家们对这个世界的描绘是,似乎强大个人的纯粹意志可以将政党牵引到这里那里。但工党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根植于英国经济和社会最深层次的结构当中。平等、团结和受保护的公共空间,的这些基本理念理当永世长存。但加强其力量一度所依赖的一切,要么已经四散消失,要么正在迅速畏缩。

西方面对三大严峻挑战,这三大挑战击中了他们是什么、代表谁这个历史意识的要害。首先,当人们在一个遍布临时性工作岗位、自由职业兴起的崭新时代打拼,而一个新的、剧烈变动的自动化时代可能很快继而代之,传统的工作以及的神圣观念“工人”正在慢慢消逝。其次,存在反全球化的新一波浪潮,这一波浪潮由右翼政治势力领导,他们强调地方和归属感,并且怀疑外来者。其三,每时每刻,政治都在迅速瓦解碎裂,这令单一的某个政党或某种意识形态能代表多数民众的观点,看上去像是古董。换言之,二十世纪真的结束了。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再度执掌大权,这一问题眼下正被浓重的怀疑感包围。

2005年5月8日早晨,托尼·布莱尔伫立在唐宁街的台阶上,先前,工党连续第三次赢得选举,这是史无前例的。表面看来,这提供了工党再度主导局面的证据,提供了再一次悬挂英国国旗、谈论新的黎明的机会,也提供了同样轻率的乐观情绪,那种乐观情绪曾在1997年将布莱尔送上首相宝座。但这一次,他采取了冷静理性得多的立场。工党仅凭借35.2%的选票再度当选,选民支持率仅有22%。这种凭借简单多数即可当选的选举体系发挥了它奇特的魔力,将工党送回了政府,但对民主时代的任何一个政府而言,工党的胜利都建立在最少支持率的基础之上。(托尼·布莱尔于1994年7月至2007年6月担任工党领袖,1997年5月至2007年6月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那一天,布莱尔显得歉疚。“我已倾听并了解到,并且我认为我非常清楚民众现在期待我们在第三个任期做些什么”,他表示。“我想非常坦率地对他们说,我、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将立即着手,毫不懈怠,集中精力应对民众向我们提出的迫切事项。”他谈到这样的说法——“对很多人来讲,生活依旧是实实在在的打拼”,并在演讲中专门辟出一节来讨论公众对移民问题日渐上升的焦虑。

五个月后,布莱尔第十二次作为党的领袖在工党年度大会上演讲,所有谦恭的痕迹都消失殆尽。他的演讲要点反映了他政治神学的基本立场之一:现代资本主义具有反复无常的魔力,而他的使命是要提振国家,以之回应自由市场的无穷尽挑战。“变革正再度坚定前行”,他带着救世主般的腔调宣称。那种腔调早在9·11前后就已出现在他的演讲中。“变革的速度或者会压倒我们,或者会令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令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他继续表示。“我们不能假装变革还没有发生。我听到有人说,我们必须停下脚步,讨论一下全球化。你不妨去讨论一下夏天过后是否秋天理当随之而来。”

接下来的一段无疑是在传递福音。“这个变革中的世界,其特点是对传统不以为然。不宽容脆弱,不尊重过往的荣耀,没有惯例和习惯做法。这样的世界充满机会,但机会只留给那些敏于适应、缓于抱怨、心智开放、甘愿并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人士。”

我在那次大会开放区的一处大屏幕上观看了布莱尔的演讲。记得我是这样思考的:“多数人不那样。”“敏于适应、缓于抱怨、心智开放、甘愿并且有能力做出改变”,这样的措辞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我想知道,假如这是对数百万英国人品质的要求,假如他们无法通过考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布莱尔描述的未来愿景中,在拼命工作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倒下之前,人们有义务尽可能接受教育。听着他演讲,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演讲中全然不见任何令人感同身受的人的元素(他提到生活与工作间的平衡,但仅能“为所有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早上八点至下午六点的廉价全托幼儿看护”)。其二,我愈发感受到,未能理解现代工党代表的价值观是什么。

假如现代资本主义如今已成了不安全和不平等的代名词,那么工党要求人们接受变革、竭尽全力确保他们迎头赶上的回应,就愈发显得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立场。更糟糕的是,提出苛刻要求的是一派新生的工党政治家,从文化上讲,他们与那些他们假想中的“核心”选民存在隔膜,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并未意识到对方的不满正在日渐上升。

2010年,在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漫不经心的领导下,工党的得票率掉落至惨不忍睹的29%,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份额;而1983年时,其得票率仅微弱领先于第三名。2015年,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有可能赢,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也仅能将工党的得票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戈登·布朗于2007年6月至2010年5月担任英国首相,同一时期担任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于2010年9月至2015年5月担任工党领袖。——译注)

假如工党希望重组在整个二十世纪下半期恰好几乎维系在一起的选举同盟,那么造就工党的那个世界明显早就不可救药了。工会成员的地位低下到闻所未闻,重工业早已消失殆尽,传统的阶层意识也已淡漠乏味。

随着那些基础走向瓦解,工有化和再分配的古老灵丹妙药也一并失效。作为党的领袖,布莱尔和布朗所处的环境有利到令人难以置信:长期的经济繁荣;保守党对实现团结无能为力,更不用说掌权了。但这样的环境掩盖了工党的潜在弱点。他们拿出的微弱社会民主方案煽起了伦敦城的投机风潮,他们动用了经济繁荣带来的收益,在公共服务领域大量支出。但金融危机也终止了那一模式。

同一时期,随着去工业化撕裂了二十世纪的经济体,新兴数字行业将金融危机和服务业展示出的动荡和碎片化推向了其逻辑结论。数字行业转而孵化出一些人如今所称的“平台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可以在人群、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进行快速交换。想想看优步、eBay、Airbnb 或是TaskRabbit吧,这些平台将自由职业的工人和那些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打扫房间、投递或者搬家的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中介组织。这不仅已将零售商和批发商边缘化,甚且令人质疑工会的传统角色,进而削弱国家的权力。国家如今已受困于这样一个模式:革新飞速发展,可它无法赶上。

回顾历史,的幸福时代依托于一项简单明了的事业。当昔日那种典型的工厂摇开大门,数千男性员工——那些工人大体而言是男性——鱼贯而出,他们由一成不变的日常经验团结起来,准备好了支持一支政治力量:在他们的宏大想象中,这支力量会动用工会、国家和传说中的“群众党”,创造一个新的、公平得多的世界。

今天,原子化、瞬息万变的经济绕开了那些结构,并已令民众和地方极为彻底地碎片化,乃至于整合有意义的政治同盟已开始显得几乎不可能。这些是决定诸如通勤镇萨里(Surrey)或埃塞克斯(Essex)——这样的知识经济中心在剑桥附近找得到——以及苏格兰利文斯顿(Livingston)的闪耀新城这种相对繁荣的地方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并且,在似乎已经被现代抛弃的英国大片土地上,这些新的条件一样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强烈感受到。

2013年春天,玛格丽特·撒切尔去世后几天,《卫报》派我去南威尔士的后工业小城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就撒切尔时代的遗产探访那里的民众。我曾去过那里很多次,这个地方常见的情形是,工党的衰落不是一个象征和比喻的问题,而是可以直接体验到的事情。(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5月至1990年11月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从本质上讲,那是一个可以定性为缺乏的地方:缺乏煤炭和钢铁工业,一家大型吸尘器工厂也于2009年关闭;但更一般而言,那里缺乏的是曾经定义了工党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工党运动的观念和制度。1900年到1915年,梅瑟蒂德菲尔在下议院中的代表是工党首任领袖和创党偶像凯尔·哈迪(Keir Hardie)。1997年,工党在这座小城斩获77%的选票,这令人震惊。但到2010年,随着地方政治延后反映绵延不去的沮丧和失落感,那个数字至44%,而那种沮丧和失落感要追溯至1985年煤矿工人失败的罢工。

开车入城时,我注意到一处EE呼叫中心,这里为提供客户服务的员工支付的年薪大约是16000镑。在城中巨大的乐购(Tesco)购物中心外,我与两位退休男子交谈,他们将发生在梅瑟蒂德菲尔的故事看成是对他们基本价值观的一种冒犯。其中一人告诉我,过去,“男人想当工人:他不想在这里工作,干摆放货架的事情”。我问到他煤矿工人罢工的遗产,他的话里满是痛楚和悲剧。“不论如何,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事情依旧牢牢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他表示。“我们还是每天讨论那件事:假如罢工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EE是英国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译注)

随后,在城中心,我遇到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她发现找到一份工作是不可能的。“我申请了又申请,都被拒绝了”,她表示。她感到疑惑,是不是她的简历有哪里不对:可能有更大的势力该为她的困境负责,这个观点并未进入我们的交谈。我好奇的是,她知道工会是做什么的吗?“不”,她回答。“我不知道。工会是什么?”

今天,每七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是自由职业。在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预测,到2020年,50%的人将至少有一份兼职工作。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英国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均为“非标准”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是那种临时、兼职或者自由职业的岗位。

这就是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兴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论及“朝不保夕族”(precariat),这是一类日渐增多的人群,对他们来讲,工作并非个人身份的基础,而是生活的时断时续,他们通常必须从中获得保护。零工经济的兴起,部分原因是商业的唯利是图和贪婪,但背后的核心动力源自技术,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会称为“生产方式”的那种机制。假如企业能以小时为单位审核订货记录,并且按下按扭就可以零时雇佣员工,它们为什么要基于持续数年的契约来安排工作?

据说,梅瑟蒂德菲尔依旧是工党的一个核心地区。但就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弥漫着一种如今不合时宜到令人绝望的政治氛围:更年长的人们对意味深长的工党身份的感受与某种愈发遥远的过去纠缠在一起;而更年轻的居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并且几乎感受不到政治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相关。在梅瑟蒂德菲尔,56%的选民支持英国退欧;在2016年的威尔士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UKIP)在这里赢得了20%的选票。在这样一些地方,工党的沦落可以明显感受到。(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据2016年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工党依旧是威尔士第一大党,但其所获选票份额较2011年选举下降7.6%,独立党份额则增加12.5%。具体到梅瑟蒂德菲尔选区,工党仍然是第一大政党,但相较于2011年选举,独立党所获选票份额从无到有,达20.7%,而工党则下降7.1%。——译注)

到任何工党的传统地区,人们都会告诉你,工党曾经是“劳动者的党”(party of theworking man)。即令如今,由其工党之名更进一步,此种对工党、工党成员及其使命的简约化理解依旧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工党内部。作为对“劳动者”的替代,新工党开创了一种面向“勤勉工作的家庭”的政治,该术的部分用意是反映人们对依靠福利为生的人士日甚一日的厌恶。即使是提倡改进儿童看护和学前法规,工党的行事也往往基于让新母亲尽快回到有酬工作岗位的考虑。

今天的工党并未摆脱这些有关工作性质的落伍观念。欧文·史密斯(Owen Smith)和杰里米·科尔宾均勾勒出乌托邦般的计划,要以某种方式改造这个世界,令其回到1980年代之前的某个特定时代。史密斯想要复活1968年被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工党政府废止的劳工部。科尔宾的“重建和改造英国十点计划”全部有关“充分就业和经济为所有人服务”,并承诺恢复“工作场所的安全保障”。这些愿景或者幼稚,或者不诚实,但都反映出盛行于整个工党和中间的错觉。(欧文·史密斯是现任工党议员。杰里米·科尔宾是工党现任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生于 1916年,卒于1995 年,工党政治家,1964 至1970 年和1974 至1976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在一个工作岗位正在发生迅速改变的世界,保守党则欢呼这些变动。对见多识广的保守党人而言,眼下是重塑其“工人党”形象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党中,工人是强烈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的图腾,而非团结一致的象征。要找证据的话,可以去读《放飞大不列颠》,这部有关英国经济和未来的著作扣人心弦,由五位2010年进入议会的保守党议员联合撰写,他们是:库阿西·科沃腾(Kwasi Kwarteng)、新任国际开发大臣普丽缇·帕特尔(Priti Patel)、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克里斯·斯基莫尔(Chris Skidmore)和伊丽莎白·特鲁斯(Elizabeth Truss)。特蕾莎·梅(Theresa May)首度进行内阁改组时,任命其中的伊丽莎白·特鲁斯为司法大臣。依《放飞大不列颠》一书所论,为伦敦阿狄森·李(Addison Lee)计程车公司工作的司机,代表了理想的现代工人。这些人“自由职业,他们每周可以尽赚600镑税后工资,但必须最多一周60小时为公司工作。”在由优步公司得出逻辑结论的这一愿景中,接受不安全成为一件彰显英雄主义气概的事情,并且,新的政治分裂出现在勤勉的工人和那些——如该书所令人难堪地指出的——“享受公共补贴的人士”之间。换句话说,是那些“乐观奋斗者”对决“一贯逃避责任者”。(《放飞大不列颠》原书名为Britannia Unchained: Global Lessons for Growth and Prosperity,2012年9月初版。特蕾莎·梅是2016年6月接替大卫·卡梅伦的英国新任首相。——译注)

布莱尔曾试图率领新工党向这一方向行进,但他的举措总是与他的党对传统福利国家根深蒂固的支持及对愈发老派落伍的稳定就业理念的迷恋格格不入。但在现代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出于工作本身的目的而尊崇工作,绝不会巩固对建立在那些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政治活动的支持;相反,可能推动人们向右转。

毕竟,工作着的人不再是庞大民众队伍的一部分:很多人愈发视自己为独立的行为人,是在以与企业和公司所为差不多一样的方式与他人竞争。这如何从根本上侵蚀对其与支持者之间纽带的陈旧理解,在2015年选举的准备过程中,我看到了活生生的证据。

在普利茅斯,我见到一位女性这样回复上门的工党游说者:“我是辛苦的工人,你帮不了我什么。”在东北部的钢铁工业城市雷德卡(Redcar),我与一名男子交谈,他告诉我说绝不会投票给工党,“因为我有工作”。在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小城努尼顿(Nuneaton),两位女性告诉我,埃德·米利班德可能赢得选举,因为“所有领福利的人”都会投票给他。如这些人所见,工党不再是“劳动者的党”。

这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但对而言,解决方案可能始于理解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划时代的转向推动政治活动超越工作场所和经济,进入私人生活领域。这一转变首度由女性主义断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而得到明确有力的表达。

事后将此等洞察建构到政治活动中,并不必定意味着抛弃可能令现代工人阶层的生活变得更可承受的那种规制和干预,也不意味着背弃这样的理念,即政府可能会主要通过投资和教育来培育更有回报和更有用的工作。

但在勤勉工作和劳工尊严这种陈旧信条之外,任何现代中左政治活动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有力指向人们作为公民、陪护者、朋友和父母的日常生活元素。这样的元素长久以来是中左政治活动所轻视的,现代资本主义不断提出的诸多诉求也绝少为这些元素留下空间。人士理当考虑:延长母亲的产假和父亲照顾新生儿的休假,当儿童长大后允许他们重复请假;复兴成人教育(通常是出于教育本身的目的,而不只是出于“再培训”方面的考虑);帮助人们形成邻里支持网络,这可能在事后提供大家庭衰落的解决方案;最显而易见的是,令人得以缩短工作周——想想看,周末有三天,你会开始了解未来政治的特点了。

我们社会正在老龄化,由此带来的深层次改变无论如何将开始增加工作年龄段以外的人口数量,并加速由有偿工作向老年人护理的转变。但最激烈的转变将由自动化及其对就业的影响造成。假如英格兰银行现在估算多达1500万个英国就业岗位正受到技术的威胁,假如据预测,到2025年,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将消失,那么,有关工作和工人的那些目光短浅、常常是雄性气息十足的华丽辞藻,真的清楚有力地表达了任何有意义的愿景吗?(英格兰银行是英国的中央银行。——译注。)

天生拥护占领运动的真言:超级富豪与其余的我们之间那种刺眼的分裂展示在了“我们是那99%”这句口号当中。客观而言,认为极少数步态轻盈的国际精英与其他普罗大众之间存在分裂,此一观点是成立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此种分裂绝少体现。

反而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培育的不平等日渐上升,于某种文化鸿沟中凸显其自身,这一文化鸿沟正在将的传统选区撕裂为二。曾经,社会民主——假如你们乐意,也可称其为民主社会主义——有赖于持进步立场的中产阶层和由工会代言的工人阶层的支持。如今,一批舒适安逸、文化上自信的选民似乎在困惑地凝视传统上支持工党的工人阶层中愈发不满的一部人。

前一个群体拥有国际化的修养,信奉现代术语所称的多样性,并怀抱伴随教育和相对富裕而来的自信。他们显然有能力应付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就业方面的不安全(想想自由职业的软件开发人员而非签订零时工合同的仓库工人)。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群人对全球化和现代,特别是对大规模群众运动有负面得多的评价。在英国,他们往往生活在大部分人投票给工党但支持脱离欧盟的地方,他们对全球化的最大声回应是再度恰如其分地拥抱布莱尔所称的“惯例和习惯做法”:强调地点和归属感,并维护一种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民族身份。而现代经济体往往会挤压那种“惯例和习惯做法”。

从同情的视角出发,伸出一面旗帜可以是一种远远超越仅仅是极端爱国主义的姿态。在一个不安、动荡、一再显得简直要拒绝任何人的世界,作为对尊重——也是对集体尊重——的明确肯定,那么做往往是凑效的。曾经的煤矿工人或者钢铁厂工人,现在或许成了临时受雇的“员工”,等待着有关那一周工作时间的指令。从某种文化的意义上讲,相较而言,民族身份为人们提供了至少某种前景:再度获得有关他们是谁、何以那具有重要意义的见识。甚至论及围绕移民问题形成的不满时,某种细致入微、感同身受的理解理当为任何人都具备:人们会被飞速的人口变动扰乱方向感,并焦虑满腹地维护地方意识,但不会怀抱正转变为仇恨的情绪。

这一切也有令人厌恶得多的一面:法西斯主义的勃兴。这在全欧洲都有发生,并且,英国退欧投票似乎已赋予其令人生厌的许可。即令如此,有任何人士想将那380万在2012年投票支持独立党的人士,甚至数量更多选择退欧的工人阶层选民,视为乌合的偏执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吗?纵然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表达出来,多数偏见仍有着更宽泛的背景,并且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遭人厌恶的现代事项在那些或是被现代抛下,或是展示了现代之最棘手元素的地方被最多敏锐感受到。那些事项包括:缺乏安全感的就业市场、稀缺的住房、超负荷运转的公共服务。

此种新的气氛日渐浓郁,部分是因为与的衰落纠缠在一起的诸多因素:工会和传统工作场所的消亡。这种消亡留下的政治真空如今由另一种形式的集体身份来填补。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有关英格兰和英格兰性(Englishness)的新政治活动,这种活动与阶层和地方的关系差不多地密切,迄今为止已消散一空,未获得条理分明的表达。

我遇见过够多的人,他们认定自己为“英格兰人”,我了解到,这通常并不只是民族自豪方面的事情。在那些非中产阶层、非来自伦敦,以及对契合这两方面描述(指“中产阶层、来自伦敦”——译注)的人们看待这个国家其余人群的方式感到怒火万丈的人士那里,这往往还可被解读为一整套目中无人的文化排斥。2011年的英国人口普查可能首度包含了一个有关民族身份的问题,而且在英格兰,六成人将他们自己描述为仅仅是英格兰人。但在英国和欧洲,差不多一样多的依旧拒绝接受何以人们要在这样的国族观(nationhood)表达中寻求庇护。这样的指陈既适用于所谓的“布莱尔主义者”,也适用于科尔宾及其支持者:一些人痴迷于全球化,乃至于将口头表达爱国主义也视作对进步的倒行逆施的阻碍;另一些人则信守一种不切实际的国际主义,将爱国主义之类表达视作代表偏执盲从的假相。

2014年,我花了三天时间出入肯特郡(Kent)的海岸地区,追随独立党活动人士,并与密切留意他们活动策略的人士交谈。在布罗德斯泰斯城(Broadstairs),一群精力旺盛的左翼活动人士之前已组织了一天针对独立党的竞选活动,他们的活动聚焦于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在南萨尼特(South Thanet)选区席位的候选人资格问题。他们随后会继续活动,在当地创办支持科尔宾的组织Momentum的一个活跃分支。我见证了他们与一名男子辩论,男子落座于该城海边一处地方,他决定投票支持法拉奇,并对他们劝阻他的努力不屑一顾。(奈杰尔·法拉奇是英国独立党创党党员,2006年9月至2009年11月、2010 年11月至2016年9月两度担任该党领袖。南萨尼特是布罗德斯泰斯城所在选区,隶属于肯特郡。肯特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沿海,西北比邻大伦敦地区。——译注)

“他会被选进去的,你们这些人做什么都是徒劳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带着夸张的轻蔑向他们做手势。

然后他解释了愤怒的主要由来。他说,他的儿子是语障患者,无法在他自己选定的餐饮业找到工作。“没有人会给他一份工作。但一个外国人可以到这里来,他不讲一句英文,他们却会给他一份工作。”

人们就这一点的真实性讨论了两三分钟,随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表示:“我被惹恼了。”继而,他直截了当地说到自己的不安全感。“我现在是有工作的人。我缴纳所有的税,为每一样东西花钱。假如我或者我的家人做错了任何事,假如因为无法支付按揭,我被扫地出门的话,我会被迫住到一处客卧两用房里去。”

那么,他想要什么呢?“一个更美好的英格兰”,他表示。我可以立即感受到,关于不安全和不公正,他有满腹牢骚,而曾经一度,政治人物原本也能深信不疑地讲到那些牢骚。不幸的是,在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文化纽带的情形下,这些正与他交流、公开承认为左翼的民众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中的居民。

事情会有任何不同吗?假如的政治活动不打算萎缩到其自身的大都市阴影中去,并放弃获得全国性权力的希望,他们就必须有所不同。令人厌恶的民粹主义正在全欧洲扎根,并在诸如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发号施令。事实上,假如英国政治不打算向那种令人厌恶的民粹主义加速前进,这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尤其是因为,随着自动化的生根落地,滋养新的右翼政治的那种方向感的迷失将只会加剧。

苏格兰或许具有启发意义。苏格兰民族党(SNP)的根本性胜利在于,通过一种现代的、“市民的”国族观与数百万民众建立纽带,由此依据身份和归属感重塑一种社会民主的治理模式,而非如工党今天在英格兰一般,伫立在文化分裂带的另一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聪明的品牌打造问题,也是阿列克西·萨尔蒙德(Alex Salmond)和妮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胜利完成的一连串政治功业:苏格兰民族党的英国国会议员和苏格兰议会议员中的大多数都出自大都会并且熟悉媒体,差不多与新工党的子子孙孙一样。但就目前而言,苏格兰的做法毋庸置疑是有效的。(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于1934年,立场中间偏左,致力于苏格兰独立,现为英国第三大政党。阿列克西·萨尔蒙德曾经担任苏格兰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现为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妮古拉·斯特金是现任苏格兰首席大臣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译注)

相较之下,在苏格兰边界以南,工党危机的核心所在是,它未能极其明确地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广大民众阐明其主张,并坐视这些地方向想要永远割裂它们与政治之间残存联络的政治力量敞开大门。大约在2006年,是英国国家党(BNP);自大约2012年以后,独立党开始逐步推进到工党先前的核心地带。今天,据说百万富翁、独立党金主阿隆·班克斯(Arron Banks)正筹划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该党可能会利用工党地区工人阶层对退欧的支持,并赋予他们一个新的政治身份。这样一来,风险之高令人就难以置信:假如曾经将代表民众视为天然之事的无法代表民众,越来越多的恶意力量就将出面充当代言人。(英国国家党成立于1982年,属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译注)

假如的困境可以归结为单个错误,那么就是这个了。擅长提出变革要求,但在理解变革方面相当不可救药。据认为,激进派人士时常将深层次的技术更新视作贪婪资本家和右翼政客的事业,并要求削减那些技术更新。与之同时,自封的温和派人士则倾向于鼓吹大规模投降,而不是认识到技术和经济上的变革能为理念创造新的开始。与的传统支持者之间日渐加剧的疏离令这些问题恶化,并且,一方往往对冲另一方。结果是,随着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体会到剧烈的变革,他们形成的印象是,一半政治活动几乎没有对他们讲什么宝贵的东西。

在一个如我们的政治现实那般复杂的政治现实中,政治那里也存在无可避免的问题。距离保守党说出发自肺腑的民粹主义言语,已经有漫长的时光,那样的言语曾经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标志。如同2005年的布莱尔,保守党人近期凭借不到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获选上台执政。类似的是,在德国,安吉拉·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度与社会苦苦争夺多数民众的支持,如今其支持率降到了30%左右。但现代的挑战对中总是会不如对那般艰巨。中毕竟寻求保护和推动现代资本主义,而非要从本质上加以改变。即令缺乏广阔的社会基础,仍由大企业和保守派媒体提供支撑,这赋予他们巨大的政治优势。

回应其危机的方式是不断向内寻找,但偶尔也有瞬间的希望。在布莱尔先前的追随者和传统的毕业生中间,均有这样一种认识正在兴起:工党赢得多数,这样的陈年旧梦大约已告终了;工党最终应当拥护比例代表制,并打造新的同盟和联合体。这一改变或许会造成工党中遭到疏远的和之间的分裂,由此令英国与欧洲其余地方步调一致,在那些地方,传统的社会人与新生激进派之间的激烈争斗凸显了的危机。

对有偿就业岗位的荣耀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迷恋。在英国和其他很多地方,人们对普遍基本收入这个设想的兴趣愈发浓厚,这一设想有赖于对加速经济变革及这种变革之于那种迷恋的深远后果的理解。普遍基本收入这样一个跃进式的设想,于今而言为时尚早。但建言国家理当满足民众的部分或全部基本生活花费之需,或将是一种含蓄的承认:单只是工作可能无法传递集体的安全感,而往往将传递这种安全感视作其基本使命;并且,必须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其他元素创造空间。

能否适应有关民族身份和归属感的新政治,由此约束其令人厌恶的方面,是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但假如他们不去适应,其活动人士很可能会眼睁睁看着他们党派的“核心”年长支持者跨越某片不可能的分裂带。

或许最宽宏大度的判定是,在英国和全世界,——激进分子和自由派人士——目前受困于过渡期。你或许可以将目前的情形与1980年代的困境相提并论,但目前的情形甚至更多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彼时,经济崩溃的余震见证了被关乎仇恨和分裂的政治活动推向边缘。

1931年,伟大的工党思想家理查德·亨利·托尼(R. H. Tawney)以“工党面对的抉择”(The Choice Before the Labour Party)为题写就一篇短文,对工党的困境投以冷眼,其中所论,现在听来一定与其当年听起来一样真实。他写道,工党“并未实现它可能实现的,因工党并不知道它想要什么。它在焦虑中踱出办公室,再笨拙地摸索回去,因为它不清楚是要等待,还是去罢工。它对自身的意义和目的缺乏明确的信念,其动能已遭剥夺,而唯有信念可以补充这种动能。假如它既不果断行动,又不激励他人果断行动,主要原因在于它自身游移不定。”

没有哪个党派能永远存在。政治传统会衰退,随后呈现新的形式;有些传统的确销声匿迹了。所有能笃定无疑说出的是,假如最终要离开二十世纪,这一过程将必定始于回应现代之挑战的那些理念和信念。而对那些挑战,只是才开始意识到,更不用说去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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