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若要探讨艺术、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20世纪的维也纳自是最佳场所——那正是现代艺术，精神分析与神经生理学群星闪耀之时；而坎德尔也将会是最佳入选——生于维也纳，痴迷弗洛伊德，更是千禧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谁又能与之相比。

而《思想的年代》，恰满足这双重条件，并以此出发，追逐科学与艺术的汇合，探索理解美学的新方式。全书图文并茂，生动详实，就如现代艺术中观众在场一样，阅读本书的你也将被牵引，投入到坎德尔个人审美与巨大野心中。

诚然，对大多数人而言，包括我，观赏艺术，更多是走马观花，只停于一时惊艳的结构或色彩。坎德尔却融汇历史文化与神经科学，着眼于画作中大脑工作原理的直觉性表达，以及恰如其分的主题揭示上。他以克里姆特、奥斯卡·柯克西卡和埃贡·席勒三人为例，论证到“艺术家都是本能的神经科学家”——借助“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他们的画作唤起人们对面部、手部和身体的关注，激活我们的情绪反应，触发大脑的奖赏通路，揭露我们的社会认知。他告诉人们，观察也是创作，所有的艺术都是观众参与互动，经由大脑组装、解释并创造的成果。

下文是图书最末尾的总结部分，希望读完本书，能为你打开一个享受艺术的新视角。

1929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52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与文学专业，1956年在纽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生物学与行为研究中心的创建者。他一生致力于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因在记忆存储的神经机制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著有《追寻记忆的痕迹》《为什么你看不懂抽象画》《思想的年代》，合著有《神经科学原理》。

建立科学和艺术间的对话并不容易，而且需要特殊的环境。1900年的维也纳有了成功的开始，因为城市比较小，而且具备了合适的社会背景——大学、咖啡馆、沙龙——科学家和艺术家随时能够在这里交流思想。此外，这个初始的对话通过共同关心的话题（即关注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而得以促进。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关注主要来自科学的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艺术史。维也纳时期的艺术和科学间的对线年代继续发展，视觉感知的认知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在这一时期也为它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这种大胆而成功的推进，为21世纪初期应用从认知、情感、同感到创造力等方面获得的洞见来继续推进这一话题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现在这个新对话的来源。

我们现在知道，表现主义艺术吸引我们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已经进化出一种强大的社会化大脑。它包含夸张的脸、手、身体和身体运动。最终使我们不自觉地有意识无意识地对这些夸张的身体部位和它们的动作产生回应。此外，大脑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心智理论系统、情感和移情的生物调节器赋予了我们理解他人心理和情感的巨大能力。

奥斯卡·柯克西卡和埃贡·席勒的表现主义的主要成就是通过他们的肖像使我们的无意识心理过程参与进来。其对脸、手、身体沟通情感和引发移情能力的直觉理解和详细研究，使它们能传达出戏剧性和现代心理画像的新类型。

p144：席勒采用了戏剧性的结构扭曲形式，如皮肤疤痕、受损肌肤及苍白的阴森色调，传达出极端绝望的状态、有悖常理的性行为或内在堕落的神情。这种对人类本质的看法与弗洛伊德重塑怀有内心冲动和隐秘史实的人类不谋而合。概括地说，席勒在自己体内捕捉住了困扰着当代人类的焦虑情绪，由于内外感官刺激同时涌入，使人的心理被恐惧感完全淹没，这在现代艺术史上他是第一位。

奥地利现代主义者也拥有对感知原则的独特掌控力，这个感知原则正是我们的眼睛和大脑用以构建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式。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把握隐含的线条、轮廓、自上而下处理的能力使他能创造出一些在现代艺术史上最微妙、最感性的作品。通过这种全新的进入大脑无意识移情、情感和感知的方法，奥地利现代主义者确实已成为自己领域的认知心理学家。与弗洛伊德一样，他们知道如何进入其他人心中隐秘的空间，理解其性质、情绪、情感，并向观众传达这种理解。

无论是作家、诗人、哲学家、心理学家，还是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人的心理都具有很好的理解能力。每一种创造性的努力都已经让我们并且继续让我们加深对心理特定方面的认识。如果我们喜好一个而讨厌另一个，我们的思想很可能是不完整的。毕竟，只有像弗洛伊德那样的心理学家才有能力去解释什么是无意识进程；但如果没有之前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克里姆特、柯克西卡及和他同时期的席勒这样的艺术家，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些无意识的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感觉。

科学分析代表着向更大的客观性迈进，向更准确地描述事物的本质靠近。在视觉艺术的情况下，它通过描述观察者对物体的视角，而非对客体的印象，来完成这种客观化描写。对艺术最好的理解，是将它看作纯粹经验的升华。因此，它为大脑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合适的补充，同时也丰富了对大脑科学的研究。就像“维也纳1900”所表明的那样，任何一种方法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理解人类经验的动态性。我们需要的是第三种途径，一座跨越艺术和科学鸿沟的解释性的桥梁。

统一生物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是对斯诺和布罗克曼最近主张的广泛和现实的扩展，最近由进化生物学家E.O.威尔逊所提倡，他基于学科间对话的一致而主张统一的可能性。

威尔逊认为，新知识的获取和科学的进步是通过冲突和解决的过程实现的。对于每个母学科，如心理学、行为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领域，即一个对手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即大脑科学——它会挑战母学科的方法和主张的精确性。在通常情况下，对手学科会因为太狭隘而不能提供更连贯或丰富的范式来取代母学科（无论是心理学、伦理学还是法学）的角色。母学科在内容上范围更广、层次更深，因此，不可能被缩小到对手学科之内，但它能够与对手学科进行合作并且从中受益。这就是现在正发生在认知心理学上的，通过心理科学、神经科学、大脑科学的结合，从而产生新的思维科学。

这是不断发展的关系，正如艺术和大脑科学的关系一样。艺术和艺术史都是母学科，心理学和大脑科学都是它们的对手学科。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感知和艺术的享受是完全由大脑的活动来调控的，我们已经开始研究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从大脑科学的反对学科中获得一些洞见，这会丰富我们对艺术的讨论。同时我们还看到，从解释观赏者的角度，大脑科学也会受益匪浅。

但霍尔顿和威尔逊的宏伟愿景必须用对历史、现实的理解来平衡。与看到一个统一的语言和有益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概念的连接就认为科学必然进步的想法相反，我们应该将这种吸引人的思想契合看作是为打开知识的专业限制而进行讨论的一种努力。

p122：为了描绘莱因霍尔德的无意识冲动，柯克西卡使用了大胆、异常花哨的颜色，用手指和刷柄快速涂上颜料并用力摩擦，使画布凹凸不平。柯克西卡用棍子或手刮掉了肖像画某些部分的颜料。他将这位红头发主角放在画面最突出的位置，使参观者能直接与他那双锐利的蓝眼睛对视。像其他肖像画一样，柯克西卡在这里使用抽象的背景，这不仅应对了克里姆特的装饰性背景，同时能重点关注主题人物，突出他的内心世界。艺术史学家罗莎·伯兰说，这种背景加上画作粗糙的质感以及幽灵般的光线，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画作的创作过程，从而为“艺术创作过程”起到一个视觉隐喻的作用。

对于艺术，这种讨论可以就是贝尔塔·祖卡坎德尔大沙龙的现代版：大学里的跨学科中心中，艺术家、艺术史学家、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与彼此交谈。正如现代思维科学出现于认知心理学和大脑科学之间的对话一样，现在，大脑科学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对话中去。

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写过其对科学和人文学科间的差异的认知，他是这样写的：

我希望科学和人文学科成为最伟大的好朋友，相互认同，以建立起一种共同为追求人类尊严和成就的深厚情感和联系。同时，这种合作和相互学习也以各自保持自己的不同目的和逻辑为基础。让它们成为两个火枪手——相辅相成——但并非单一的等级或大规模的一致统一。

正如本书试图说明的意义，人们必须记住的是，当不同领域具有自然结盟的倾向时，它们的对话才可能是成功的，正如大脑科学和艺术感知之间的关系一样。当对话的目的有限时，它会惠及所有参与这一对话的领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脑生物学和美学完全的统一还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从艺术和感知情感科学的相互融合中产生新的发现，并对二者的发展产生启发，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些交互具有累积效应。

p100：这幅肖像画体现了克里姆特新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画作中各种元素之间故意模糊的界限。观众难以界定阿黛尔的礼服、椅子及背景。事实上各界限相互转变，在观赏者的空间及形式感知里创造出一种银光闪闪的脉动感。克里姆特通过平面背景以及与阿黛尔礼服的融合，打破了传统的绘画，这在肖像画中尤为显著，使人物与背景、人物与表面装饰相统一。阿黛尔礼服的中心部位，即最贴近身体的那件衣服上面布满了矩形、卵形的性图标，这与克里姆特的其他画作（如《亲吻》）非常相似。

维也纳的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有意识地尝试整合和统一知识。在“维也纳1990”中汇聚了医学、心理学以及跨越人类身体和思维的艺术探索，以探寻隐藏的意义，它带来的科学和医学的洞见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它揭示了我们的本能驱动——我们无意识的和冲动，我们的情感——暴露了隐藏在视觉里的防御结构。在精神分析的起源中，在弗洛伊德创办的杂志《意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哲学家圈统一知识的梦想，从而消除了精神分析与艺术之间的鸿沟。

最近，我们见证了神经美学的问世，这是对恩斯特·克里斯和恩斯特·贡布里希的研究继续深入研究的学科，他们首次将现代心理研究应用到艺术作品中。神经美学结合了视觉生物学和心理生物学，并且将它们应用到艺术研究中。情感神经美学领域则更进一步，试图将认知心理学和生物的感知、情感和移情与艺术研究的生物学相结合。

视觉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这一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观众的感受，同时也是大脑科学和艺术之间一个富有成效的对话。这种肯定会带来进步的思想鼓励我们停下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对话将带来什么好处？谁会从中获利？

心理的新科学的潜在收获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新科学的终极目标之一是了解大脑如何回应艺术作品。作为观看者，如何处理无意识及有意识的认知、情感和移情？此次对话对艺术家的潜在价值是什么？从15、16世纪的现代实验科学开始以来，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马萨乔、阿尔布里奇·德尔、彼得·勃鲁盖尔这些艺术家们，及当代的理查德·塞拉和达米安·赫斯特一直对科学感兴趣。达·芬奇用他从人体解剖学获得的新知识以更为引人注目和准确的方式描绘人类形体，同样的，通过对情感反应的关键特征的揭示来反映人脑的运转过程，同样有可能造福于当代艺术家。

今后，像过去一样，对感知、情感和移情反应的生物学的新知识可能影响艺术家并产生新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一些艺术家为心理的非理性运作方式着迷，如勒内·马格利特，他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马格利特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依靠内省来判断自己的大脑发生了什么，当然，虽然反省是有益和必要的，但它通常无法提供大脑详细的目标及其工作原理的一般理解。通过获知人类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传统的内省可能进行得更为有效。因此，视觉感知和情绪反应的神经生物学不仅是大脑科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将刺激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创造性的表达。

贡布里希所提倡的还原论方法——也是本书所概述的方法——是科学的核心。但是许多人仍然担心，对人类思想的还原论将会削弱我们对大脑活动的兴趣，或者使它变得琐碎无趣，但这也很有可能相反。正如我们明知心脏是一个肌肉泵，它帮助血液周流全身，但这并没有丝毫改变我们对其杰出功能的赞叹一样。而在1628年，当威廉·哈维首次描述了心脏及其循环系统的实验时，世界的舆论对这种平淡无奇且简单化的观点报以一片反对之声，以致他担心起自己的此项发现。他写道：

但是，有待讨论的问题是，这些血液的数量和来源仍然是一个谜。这些东西是如此的奇特而且闻所未闻，我不仅担心自己会受到少数嫉妒者带来的伤害，而且也担心自己将成为大多数人的众矢之的，因为，习俗和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某种教义一旦变得根深蒂固，对古风的尊重就会影响所有人。但无论如何，木已成舟，我唯一能信任的就是我对真理的热爱及多年来培养出的坦诚精神。

同样，理解大脑生物学并不会否认思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相反，通过一次专注于一个心理过程的组成部分，这种简化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能够感知生物和心理现象之间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关系。

这种类型的还原论方法并不限于生物学家。在人文领域，包括艺术领域，它总是隐形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很显然地存在着。如抽象艺术家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和马列维奇都是激进的还原论者，后期的威廉·透纳也同样如此。在艺术中，如同在科学中一样，还原论者不会轻视我们的感知——色彩、光线和角度——但会让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这些组成部分。事实上，一些艺术家，尤其是现代艺术家，有意地限制了他们表达的范围和词汇，以传达他们艺术中最本质的，甚至是精神上的观念，正如马克·罗斯科和艾德·莱茵哈特所做的一样。

在21世纪，也许是我们第一次能够将克里姆特、柯克西卡、席勒和贡布里希连接到一起，直接讨论神经科学家能够从艺术家那里学到什么，以及艺术家和观众能够从神经科学家那里学到关于艺术创造性、模糊性以及观众对艺术的感知和情感反应的东西。在本书中，我使用了“维也纳1900”的表现艺术和新兴的感知、情感、移情、美学和创造性生物学理论，通过特定的例证来说明艺术和科学如何能够相互吸收营养，促进自身的发展。我已经阐述了作为新知识的大脑生物学在可能促进神经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对话方面的重要性。这种对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脑具有创造力的机制，无论这种创造力是在艺术中、科学中，还是在人文学科中，并开辟人类知识新的维度。

本文摘录自《思想的年代：对话维也纳的艺术、思想与科学（1900年至今）》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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