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同时爱着被规训的和天然的世界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生前鲜为人所知,20世纪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来自于日记,绝大部分都在死后才出版,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瓦尔登湖》与《河上一周》。梭罗的一生,见证了美国从一个充满农民和工匠的社会,转变成了熙熙攘攘、相互联结的商业国度。劳拉·达索·沃尔斯在《梭罗传》一书中对梭罗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进行了整理,追踪了他生命的全部轨迹,本文摘自该书导论《草地河的土地》,由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1837年9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有件事萦绕在年轻的亨利·梭罗的脑中。他被嘲笑了整整一个月,直到他把这件事记在自己的新日记本里。“这事情值得写下来吗?或许值得。”他试着讲述,在花了一整天找寻印第安遗址后,他和哥哥约翰漫步到河边看日落。亨利突然诗兴大发,手舞足蹈,拟了一首《蛮荒时期礼赞》:“‘纳肖塔克(Nawshawtuct)的那头,’我说道,‘有他们的居所,他们部落的家园,而那儿,在克兰肖尔(Clamshell)山上,是他们的宴会地。’”印第安人一定经常站在那个位置,而且就在那个时分,一如当日的约翰和亨利!他们看着马斯科特奎德(Musketaquid)河上的落日,和他们先祖的灵魂神交。“‘这儿,’我激动地叫喊起来,‘塔哈塔莞(Tahatawan)曾站在这里;而那儿,是塔哈塔莞的箭头。’”他们坐下,亨利“为了完成那个玩笑”,顺手抓起一块石子——看呀!它正是“最完美的箭头,锐利得宛若刚刚出自印第安工匠之手”!

这是个轻快的故事,两兄弟扮演印第安人。但是,当亨利的手抓起了真实的东西,他少年的幻想便触及了成年人的真相。这个箭头又硬又尖,不像过去遗留下来的,而像是某位老者亲手递交给他的现实之物——如同塔哈塔莞在他身边现形,要他做出选择:你可以当这是迷信,一笑了之;你也可以把这当成是真的。当亨利把这个故事写到日记里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选择:他会让它成真。这个选择最终会让他离开家人、朋友和邻居——不同于他们,亨利·戴维·梭罗将成为作家。这意味着拥有作家的双重意识,把自我分割成生活和写作两部分;他也开启了双重视域:现在和过去,白人和印第安人,文明和野性,人和自然。最初,促使他跨出这道闸门的不过是个玩笑,是童年时的扮家家游戏。但是梭罗在时间的裂缝里触摸着石头的利刃,感到闸门已经关闭。等时间再度弥合的瞬间,他同时跨在时间的此岸和彼岸,凝视两种现实合为一体。

在河边看落日的那个周日,他还没有领悟。一个月之后,当他以打开日记本的方式来回应爱默生时,他接近了这道闸门。爱默生问他:“你现在在干什么?你记日记吗?”梭罗决定:“我今天开始记第一篇。”他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成为作家意味着什么?最初,梭罗只是在尝试;他将会在这项事业上坚持很多年。在这个小小的实验里,他把这个箭头的故事变成了他自己讲述的故事,他觉得这样做有点儿傻气,但是他同时感到敬畏。下一步是关键的:他知道他在“创作”这个箭头故事——一如箭头本身就是被印第安匠人“制造”出来的。但是,正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创作,箭头变得真实,被赋予内涵,成为一项使命。它可以成真吗?可以,爱默生这么告诉过他。因此,在第一篇日记的末尾,梭罗写下了爱默生说过的话:“一切皆真。借由它们,你会变得更好。”

梭罗在学习如何让万物开口说话,在学着如何成为艺术家。但是,印第安人如今生活在哪里呢?纳肖巴(Nashoba),这座塔哈塔莞帮忙建造的小城早就消失在菲利普王战争的版图上了:在1675年,当恐惧袭卷英格兰人时,殖民地政府下令将所有居住在新教徒村镇的印第安人收监。纳肖巴的58位居民撤离到民兵队首领约翰·霍尔(John Hoar)位于康科德的大宅,霍尔的家人和纳肖巴的居民一同建造了围桩来保卫他们的新家和工坊。霍尔坚持对康科德其他地方的人说,纳肖巴人热爱和平,勤劳朴素,不构成任何威胁——尽管有几位康科德战士刚死于发生在附近的一场屠杀之中。一个周日,一位军队上校来到教堂,渲染对印第安人的仇恨,康科德的人听着,沉默着。既然没有听到反对声音,这位上校就和他的军队率领一众“102人”的暴徒来到约翰·霍尔的家,他们破门而入,逮捕了躲在里面的58个印第安人——多是妇女和孩子——抢夺他们的衣服、鞋子、餐具和食物补给,把他们驱赶到波士顿港的鹿岛(Deer Island)监狱。在经过了漫长的靠虾蟹和海藻为生的可怕岁月之后,他们被卖作奴隶。就这样,塔哈塔莞和他的族人都消失了。

这个故事的轮廓大致如此。事实上,很多康科德的原住民活了下来,最终过上了康科德寻常百姓的生活。比如说,1676年,他们中的一位,汤姆·杜布莱(Tom Doublet)把玛丽·罗兰森(Mary Rowlandson)从她著名的奴役旅程中赎了出来。但是在1734年,萨拉·杜布莱(Sarah Doublet),杜布莱家族中最后一位继承人,年迈眼瞎,为了生计无奈出售家族的最后一块土地。一个又一个家族,一英亩又一英亩土地,康科德原住民的土地根基被一点一点挪到市场上。然而,他们仍然努力生活着,静静地维系他们的习俗和亲缘。有些人成为农民,但是依然能够打猎和捕鱼,一如他们的长辈。很多去到海上捕鲸,读过梅尔维尔(Melville)《白鲸》(Moby-Dick)的人会记起他们。还有的人成为帮佣,或者在工厂里打工。有些人编制篮子、扫帚和垫子,挨家挨户地售卖,常常是沿着熟悉的路途卖给同样几户人家。《瓦尔登湖》的开头就是一位“知名的律师”婉拒了这样一位售卖篮子的印第安人。梭罗说,这不是要求人们停止编织篮子,而是“不要为了生计售卖它们”——这不符合现代市场的规律。但是,这里有着更深的讽刺:这位律师是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约翰·霍尔和康科德望族的后裔。1813年,霍尔为三个涉嫌谋杀一名印第安人的男人辩护,使他们最终逃过了惩罚,这得益于大众对印第安人的深重偏见——野兽应当被猎杀。如果印第安人只能被视为野兽,那么,无须惊讶,梭罗的邻居无法辨认出和他们一起默默生活多年的农民和劳工就是塔哈塔莞的族人。但是梭罗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而且很多人现在仍在那里生活。

话说回来,那些“野兽”确实彻底消失了。1855年,梭罗仔细查阅了一份英格兰殖民者记载的康科德景观报告,他感到既惊奇又失望:草地上的草本来更高,浆果更大、更多,森林也更开阔,多是树干长到30英尺或更高之后才发杈的大树。那时候还有“狮子”或美洲豹,有熊、驼鹿、鹿、豪猪、狼、河狸、貂、浣熊、猞猁,或许还有狼獾、雄黑松鸡、火鸡、雪雁,还有天鹅。梭罗惊叹道:“想想那情景!到了1855年,它们都不见了。不过这片土地在梭罗眼里并没有因此变得贫瘠,他看不厌仍生活在此的生物——土拨鼠和麝鼠,乌龟和青蛙,猫头鹰、鹰,还有小一些的鸟类——也看不厌农民周而复始的播种和收获。不过,当他去到缅因州,他觉得自己仿佛穿梭到了过去,这种惊人的对比激发了他的一些最深刻也最具创造性的思考。他同时爱着被规训的和天然的世界,渴望着两者,尽管它们看起来是对立的两极。这个事实已经无法否认:英格兰殖民者把马斯科特奎德山谷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个糟糕的起点:英格兰人几乎是在厌恶中放弃了马斯科特奎德繁茂的、沼泽丛生的低洼地。很多人往北迁移几英里来到地势更高的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留在这里的人改造着可以改变的地方,对于无法改变的地方则只好适应:他们疏通河流以便更好地排水,在家门口的池边建造磨坊,开垦印第安人的种植地,把高地开放为牧牛的公地,砍伐树木作为建材和柴火。为了在新英格兰漫长而严酷的冬天生存下来,他们建造谷仓来给牲口提供庇护。他们割下野草地上茂盛的草,制成干草,以便整个冬天有充足的饲料。春天的时候,他们把动物的粪便运去田野,哪一块土地看起来贫瘠,他们就倒上几车从沼泽地和野草地拉来的粪肥使其变得肥沃。每个家庭一年都至少需要20捆柴火,这意味着至少要消耗20英亩林地,也就是说要减掉康科德三分之一的森林。两个世纪以来,大面积的林地都为此牺牲。最大的一块林地就在瓦尔登湖附近,干涸的冰碛物滋养了优质的松树和橡树,但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些树让英格兰人想起他们家乡的“威尔德(Weald)林地”,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最后用“瓦尔登”命名处于中心位置的这座蓝色深湖。梭罗很高兴发现他家族的一支来自萨夫伦沃尔登(Saffron Walden)这座英格兰小城;瓦尔登湖与他的家族有着紧密渊源。

鉴于这百纳被一般多样的地形,没有一个殖民地家庭能够集齐生存所需的所有资源。因此,在这片美国森林中,移民们建造起了16世纪英格兰式的乡村,保留其所有的复杂性:每个家庭拥有零散的土地,土地与土地之间隔着几英里的距离——这儿一块田,那儿一小片森林、一两片沼泽——但每个人都参与维护至关重要的草地和牧场,这些也作为公地。最富有的家庭承保全镇的支出,之后得到土地作为偿还。其中一位是托马斯·弗林特(Thomas Flint),这位伦敦商人得到了毗邻瓦尔登湖的750英亩土地,之后他回到伦敦养老,在那里过世,土地作为遗产留给了他的儿子,“这个完美的北方佬的姓”则留给了他的湖。“弗林特的湖!”亨利·梭罗嘲讽道,弗林特对这座湖有什么了解呢?“我们的命名法就是这么苍白。”

随之而来的是一套复杂的圈地与公地制度,农民们必须紧密合作,维系并限制他们的权利和边界。不同于今天的“农场”(大面积的商业农场)概念,康科德使用的是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的系统:牲畜、作物、林地必须同步运营,有关用水和排水权利的争执常常引致邻居们对簿公堂。与其说这是一个欧洲人征服美国荒野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一群联系紧密的英格兰移民引进了一个前现代的英格兰农业系统,以此替换马斯科特奎德的自然风貌。过去,这里是塔哈塔莞的族人赖以为生的土地,他们用自己喜好的方式与这片土地共生,适应这里的四季,利用这里的资源;如今,这里是英格兰人定居和支配的土地,他们划分界限,订立条款,建造房屋,这些都将留存几个世纪。它确实留存了下来—能够让梭罗在其中生活,研究它,书写它,即便它正在慢慢消失。

梭罗见证了这套延续了200年的制度的最终垮塌。当他在1845年去到瓦尔登湖时,变革无处不在:新建的铁路直接穿过瓦尔登最美丽的湖湾;附近传统的自给农场正在衰败,被全球化的市场侵蚀。他的邻居没有几个还在户外烧火做饭或取暖,也没有几个人还在用当地的橡木材料造屋,吃自家种植的“印第安黑麦”做的面包,或者穿自家纺织的棉毛混织品。如今的他们用灶头做菜,用煤炭取暖,用缅因的白松造房子,伐自家林地的柴来给火车做燃料,种植英格兰干草来喂养新品种的牛,他们每年会为波士顿的集市宰杀它们,也将它们运到西印度群岛去。他们的储藏室里塞满了中国茶、奴隶种植的糖、来自中西部草原的面粉、热带的橙子和菠萝;他们穿佐治亚棉、中国丝绸、加拿大皮草和英国羊毛。

穿过瓦尔登湖的火车吹响了旧世界的挽歌和新世界的序曲。未来会怎么样,当时没有人知道;现如今,地质学家把这个时代叫作“人类世”——化石燃料成为全球经济的超光速引擎。梭罗因此看到了一个地质时期的终结和另一个的开启,令他感到不安的东西今天早已泛滥成灾,占据报纸的头条,也阻碍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他曾以为自己正在帮助创建的更好的未来。梭罗看到了物换星移,而且,得益于他的天才带给他的惊人勇气,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记录这些变化,并对世界发出警告。他的“瞭望台”就在铁轨边,在瓦尔登湖的森林里,他会在这儿拉响警报,为世界指出更好的出路。

《梭罗传:完整的一生》,[美]劳拉·达索·沃尔斯著,钱佳楠译,理想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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