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谈梭罗一定绕不开《瓦尔登湖》，销量热度之高，译本数量之杂，早已被奉为神话。离群索居，遗世独立，田园宁静，归隐山林，当梭罗被塑造成与我们熟谙的传统相近，放在现代化弊病充分暴露的当下，的确格外触动人心。

可在欧洲，梭罗的名字却更多地与现代政治文明相连。他也认为，自己是在用良心服务自己的国家。他的思想能够相隔时空，令甘地在狱中振奋，让马丁·路德·金决心践行。美国政府也有意识地选择让人们记住他温和的非暴力反抗的形象，刻意淡化他晚年已接受强硬激进的信念，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梭罗的作品一度被一些图书馆下架。

亨利·戴维·梭罗（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出生并生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就读于哈佛大学，曾任中学教员、土地勘测员等，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是其朋友兼导师。梭罗的代表作是《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等。

不得不承认，我们看到的或许是一个不断被解读，反复被诠释的梭罗，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呈现和侧重都不一样。金钱至上，挥霍无度，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每一个棘手的问题抛出来，大家好像都乐意去两百年前瓦尔登湖畔的小屋里求解答。

世事已变，在梭罗诞辰两百年的今天，我们很难再像他那样拎着斧头迈着大步就能进森林，但我们或许能意识到，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另一种生活”。“我无意写一首沮丧之歌，只是想像一只报晓的雄鸡，栖息在窝棚上， 引吭高歌，哪怕唤醒我的邻居”，“走投无路”不适用于梭罗，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他自己的路，终点可能并不在瓦尔登湖，但那又怎样。他想以一己之力唤醒自以为无路可走之人，看吧，我都做到了，你也试试看，其实真的没那么难。

这些年，我从不掩饰自己对梭罗的喜爱。他朴素而饱含力量的文字，他对人生实验的态度，都与我心灵契合。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一种符合正义逻辑以及人类善良本性的文化来担负我们的命运，而不是由野蛮或欺骗来左右命运。

梭罗以崇尚自然简朴的生活闻名于世，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当时的美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工业化长驱直入，消费主义流行，传统节制而自然的生活被破坏……由于这些因素，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不少乌托邦实验，但梭罗并未加入这些集体乌托邦，而是走向了瓦尔登湖。

梭罗认为，“一个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后才可能推动集体或者社会的改进，不从个体的人着手的社会改革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他对于大众用多数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心怀警惕，这一点和托克维尔很像。这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通过必要的机制来谋求一个更好的政府；不是反对多数人的福祉和权利，而是防范多数人的。

有些人，用良知来服务自己的国家，梭罗认为，自己就属于这样的人。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方兴未艾，由此带来了人口膨胀、生态破坏、消费主义横行等问题，一批有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不满工业化带来的“恶果”，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大量的乌托邦实验，其中最有名的是布鲁克农庄。布鲁克农庄位于波士顿郊区，是由一群超验主义者创办的乌托邦。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经不住诱惑，想回到人类被放逐前的伊甸园时代，于是参加了这个社群。大家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的确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然而，生活并非如其所愿，很快他厌倦了这里的单调生活，扬长而去。不过，这几个月的失意生活也给霍桑带来了某种好处，他据此写出了一部《福谷传奇》。

1841年，霍桑参加超验主义者创办的布鲁克农场，后根据亲身经历写成一部问题小说。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乌托邦村社，因为个人主义原因，终于不欢而散。

按这部小说的理解，布鲁克农庄之所以失败，无外乎是所有参与者的人性与理性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完美的世界。是的，在这里不只是人性破产，理性也破产了。这是19世纪给20世纪提出的忠告。一切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人类本不完美，因何要求世界完美？乌托邦作为一个梦想本身不是罪过，但在实践它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是乌托邦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乌托邦而存在。梭罗所处的时代，同样迎来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约翰·埃兹勒在《人人可得的天堂》里，提到一个奠基于科学技术的乌托邦。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有关科技乌托邦的书。在埃兹勒看来，当时的科技已经足够发达，如果加以利用，人类即可坐享其成，进入天堂社会。值得一提的，在这本书里，埃兹勒具有前瞻性地提到了利用风能、水能和太阳能。对于上述具有浓厚集体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实践，梭罗予以了否定。主要原因在于梭罗首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总是透过集体发现某种缺憾甚至危险。他无法接受各种乌托邦计划里的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在他看来，乌托邦之所以虚无飘渺，就是因为忽略了个体的维度，“一个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后才可能推动集体或者社会的改进，不从个体的人着手的社会改革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

据说由于“我”字用得太多，而当时的排版公司字量有限，以至于《瓦尔登湖》排版无法一次性完成，只得分几次印刷。这是不是以讹传讹，不得而知，但梭罗重视自我的感受与个体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一开始梭罗就对布鲁克农庄不抱任何幻想，他拒绝了该农庄给他发出的邀请。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乌托邦，那就在他瓦尔登湖畔的木屋里。

梭罗是在24岁的时候给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他像野人一样住进了森林，宁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自己栽种的南瓜上，也不愿去布鲁克农庄成群结队。他说他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堂。而且，对于这种实验性的生活，梭罗知道自己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他为这个乌托邦设置了一年的保质期。梭罗甚至针对《人人可得的天堂》特别写了一本批判乌托邦思想的小册子，名字叫《重得天堂》。梭罗不是反对理想社会，他反对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美好社会的起点是个人，所以他的一生花了大量时间为具体的权利而斗争，既约束政府，亦拯救奴隶。他看到那个时代的病症，乌托邦主义者总是对整体性的理想高谈阔论，却对个体的理想与能力只字不提。《瓦尔登湖》只是一本散文集，无形中却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自然主义的乌托邦。想必这也正是该书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最大理由。而且有人还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做梦——这就是《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瓦尔登湖第二》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发表于1948年的一部乌托邦式小说。它以梭罗《瓦尔登湖》为灵感，以行为心理学为基础，杜撰了一个自治自足的公社。它由一千户人家组成，但是没有私有制家庭，居民都住在联合公寓里。儿童不与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而交由专家抚养。目的是为了使瓦尔登湖第二的成年人把一切儿童当成自己的孩子，而每个儿童都把每一个成年人看做是他的父母。

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美好世界，这里没有监狱、没有酒吧、没有失业、毒品、精神病院，也没有战争和犯罪。由于斯金纳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支撑他这个乌托邦的理论是，只要利用好物质和心理方面的必要技术，就能创造出一个乌托邦。这样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而且就立意而言也与梭罗完全背道而驰。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曾有过类似的心理乌托邦——尤赛琴社会(Eupsychian)。他似乎以为，只要大家心理健康，世界就一定会变得美好。马斯洛曾经批评，当一个人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问题都是钉子。在这里，显然他犯下了相同的错误。

因为梭罗的缘故，我对爱默生也多了些了解。我曾在《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读到爱默生的一段话，“我希望看到美国不像以前那些国家贪婪排外、狭隘，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仁善之国。它与所有的国家都和睦相处，为世界人民立法。国家之间就像家庭之间本来就是要互助的。所有的进步都应该依靠脑力，而不是靠暴力或者机器。”在《年轻的美国人》里，爱默生更是赞赏美国的具有扩张性的人道主义，希望年轻人做这片土地上的贵族，(这个民族)“应该向全人类说话。”为世界人民立法，这的确是爱默生那一代美国人的抱负，它与温思罗普的“山巅之城”遥相呼应。对比梭罗与爱默生，虽然他们共事的时间很长，但是两人有明显的不同。爱默生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且好为人师，而梭罗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爱默生代表美国人在说话，而梭罗代表的是人。故爱默生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他的《美国学者》一文甚至被视为美国的文化版《独立宣言》。而梭罗甚至是对抗美国的，故而有《论公民的不服从》，在他眼里，政府不过是权宜之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爱默生式的“美国霸权”的。

爱默生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了解美国精神的钥匙。《论自然》是自然文学的奠基之作，《美国学者》则被视为文化版的《独立宣言》。

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爱默生曾这样谈读书——“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将我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当然，任何批评者都有可能面对冒犯世俗的危险。当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批评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死气沉沉的局面，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上，甚至声称耶稣也只是人而不是神的时候，他立即被谴责成一个毒害青年的无神论者。自此以后40年， 哈佛大学再也不邀请他做讲座了。这个细节，对于爱默生晚年不幸的命运，也算是一种解释。但是，没有谁可以得到十全十美的人生。既想保持超越时代的独立性，又想得到庸众的爱戴，两者尽乎天然地不可调和。就像人们经常说的，你无法用相同的自己，得到不同的未来。你选择了什么，就必须担负怎样的命运。

畅销百余年的《瓦尔登湖》在问世时是受冷落的，就像它的作者梭罗生前并未受到太多尊崇。但在梭罗过世后，一代代作家和读者受其感召，去追寻自然的淳朴与心灵的寂静，甚至仿效他的生活方式，抛弃世俗繁华，过起独居生活，有的甚至也创作出自然文学的经典。乔治·艾略特说，“《瓦尔登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所以梭罗的著作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人们在经济萧条、环境污染、自然破坏、消费主义横行之后，重新发现了《瓦尔登湖》的价值与魅力，这些，正是其长销不衰的理由。

新京报：《瓦尔登湖》在梭罗生前并不引人注目，在其死后却长销不衰，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这本书为何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它契合了人们的哪些精神需求?

何怀宏：我大概30年前在一篇《梭罗和他的湖》中写道：《瓦尔登湖》在刚问世时并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这是一本寂寞的书，即使成为世界名著之后，也仍然是寂寞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但一直有固定的读者。

在我看来，梭罗最吸引我们的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他比一般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逃脱了归类。一般人都会追求世俗的成功，但梭罗选择了一种率性的生活，独来独往。他想去瓦尔登湖独居便去了，当他觉得差不多够了，就又回来了。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试图去面对最原始和单纯的生活事实和本质。他没有权力、财富或组织的门徒，他的仰慕者多是因为心灵的某一点与之契合而喜欢他。

其实，他的作品并不一定很好读，有的地方像是在自说自话，但是很耐读。他创造了自己的风格。他描写自然的文字，笔触细腻，有很深的体悟，仿佛天地间独有他一人。那种文字是一般人写不出来的，读者需要静下心来才能读下去。

何怀宏：他看重的是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执着于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他不愿意顺从别人，也不要求别人对他顺从，他要为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他明确地说，世界上的人越不同越好。

他看重生命本身，看重生活的简单、原始和单纯，但是他并不是执意要做一个苦行僧或隐士，他不拒绝美的艺术和事物。别人问他最喜欢吃什么菜，他说就是离自己最近的一盘。他没有刻意追求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他像他热爱的大自然一样是一个很自然的人。

新京报：《瓦尔登湖》是一本自然文学经典，但里面也透露出反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的倾向，该如何看待?

何怀宏：如果所有人都像梭罗一样生活，那么工业文明的进步可能的确不太容易出现或发展这样迅猛。但多数人不会像梭罗一样生活的，这样如果有少数人喜欢这一种风格，那也不坏，恰恰显出他的价值：即让我们感到生命中除了现成的物质和机器，还有其他不可或缺的东西。哪怕就从物质的层面说，假如某一个人乃至突然遇到生存灾难，那时候最能适应和顽强活过来的大概就是梭罗这一类人了，他不是文明的弄潮儿，而是自然之子，但他可能保留文明的火种。

新京报：你曾批评爱默生、梭罗、莫里斯等沉溺于传统文化，“当工业革命来临时，他们反对技术进步和机械化，是天生的机器破坏者”，该如何看待当时的这种现象?

陆建德：我们中国人在拥抱现代化、工业化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但欧美国家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宏伟的现代化目标，相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有很多批判者。这样会形成一种制衡，不会一味追求经济繁荣，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物，这些事物不是简单地通过工业化、现代化就能解决的。

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人的异化，提醒人们除了物质进步之外，还有人本身的目的，那就是人性的更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从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后来转向对资本的批判。某种程度上，这与梭罗对文明的对抗有着内在联系。当然，梭罗没有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剥削问题，而是注意到物质的进步可能会成为对人性发展的障碍。

瓦尔登湖的实验让我比较警觉的是，他离开了社群，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当一个孤零零的自我。这跟中国古代的隐士一样，是不会有出路的，不仅不会有出路，也谈不上有美德——美德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体现的。

新京报：在梭罗看来，外在生活只是他探寻生命本质的一种方式，他所要做的是去努力“寻找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当他觉得实验够了，他就又回到文明社会中。

陆建德：内在和外在生活的区隔，或许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将问题简单化。有时候，人的外在生活确实跟演戏一样，并不完全遵从真实内心，但人的生活状态和艺术也正体现在其中。社会关系是一张丰富而巧妙的网，对这张网我是不批判的。

所谓要回到彻底本真的自我，有时候会导致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嬉皮士，也将梭罗视为偶像，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暂时撇在一边，想去追求一个“本我”，但是这个“本我”到底是否存在，是存疑的。

陆建德：最大的价值是让我们看到一种另类生活的可能性，我不一定完全同意这种生 活，但一定要让这种可能性存在，让表述这种可能性的著作存在，尊重他的权利，这是特别重要的。

当年那批超验主义者的文笔都非常好，他们描写自然景色都是一流的水准。梭罗的另类生活方式，也构成了一个可敬的自然文学传统。许多效仿者走向森林、沙漠或者海边，写出了优美动人的文字。这些作品让人们对自然有所敬畏，明白不能过分地以人类为中心。

本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梭罗不平凡的一生，着重体现梭罗为实现理想而离开瓦尔登湖之后的人生经历，力求消除世人对其理解的片面性。

新京报：梭罗一生亲近自然，除了《瓦尔登湖》外，还留下大量关于自然的作品和日记，他的自然思想来源主要有哪些?

苏贤贵：梭罗关于自然的基本思想是超验主义。超验主义可以理解为欧洲浪漫主义对 于现代科学、工业文明以及理性潮流的一种反应，即认为自然之中渗透着一种宇宙精神。

此外，梭罗的自然观念还受到印度教和印第安人思想的影响。梭罗在爱默生家居住期 间，接触了印度教以及其他东方宗教的典籍。印度教认为万物都是梵天的一部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人类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和这个精神世界沟通。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的，他们认为自然中处处都存在神灵，因而对自然充满敬畏。

新京报：梭罗曾宣称“世界保全在野性之中”,这句名言后来成为著名环保组织西拉俱 乐部的口号，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苏贤贵：梭罗认为生命是与野性相伴而存在的，最有活力的东西都是最野性的，它没有被人所征服，它的存在能使人恢复清新的精神。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梭罗曾经感叹，“这里有广袤的、野性的、荒僻的自然, 我们的母亲，她无处不在，如此美丽，对她的儿女如此爱抚，就像母豹一样；而我们却很早就从她那里断了奶，投向了社会，转向只有人与人交往的文化。”所以，梭罗说未来和希望不是存在于人工种植的草坪和庄稼地里，也不是在城镇里，而是存在于不可穿越的、令人震撼的沼泽地里。梭罗对荒野与文明的关系的论述，成为后来美国兴起的荒野保护运动和建立国 家公园的重要思想基础。

本文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B01、04、06版。撰文：李佳钰、熊培云、徐学勤；编辑：李佳钰、徐学勤、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主题」B03 《瓦尔登湖》在中国：述说一个与梭罗无关的“神线 两百年后，我们为何仍要读《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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