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师团长外甥女与反战日军结婚生了个儿子三十年来苦寻亲人

她本是一位日本人,但最后却是在中国结婚生子,甚至还帮助中国成立了反战同盟,对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结束之后,太田延子也随之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而她的儿子则被中国的一位农妇收养了;在太田延子的儿子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三十年来,一直都在苦苦寻找自己的亲人。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太田延子在中国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她的儿子最终结局如何?

提到日本人,中国的百姓都是咬牙切齿,恨不得饮其血、啖其肉,但这位太田延子却是一位非常善良、热情的日本人,并且在中日抗战的过程中,她为中国奉献很大。

彼时中日抗战正处于艰苦奋斗阶段,新四军第三师的三大队接到上级任务,要打掉一个位于陇海铁路碾庄车站的日军据点。

摸清敌情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之后,新四军的行动就迅速展开了,并且出师大捷。

新四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除了敌军的尸体之外,还在月台货运房最角落的地方发现了一对青年男女。

新四军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跪在地上,面前摆着军票,不断地向新四军磕头求饶。

男的叫做山中青一,是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父亲是陇海铁路徐海段的军事段长。

这两位青年是一对新婚的夫妇,此次来中国一方面是来旅行的,一方面是为了这里看望当小队长的表哥。

孰曾想到,天意弄人,夫妻俩头天晚上刚刚到达这里,第二天就成为了新四军的俘虏。

新四军先是把山中青一和太田延子押送到了根据地的中心——五工头村,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日军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于是便组织了大规模的军队,在新四军根据地周边的城镇疯狂扫荡,挨家挨户地进行地毯式搜索,意图抢回这两名俘虏。

在行进途中,押解山中青一的军队遇到了日本兵,山中青一大声呼喊,为了不让敌军发现,在紧急关头的情况下,山中青一被新四军击毙。

最开始成为俘虏的时候,太田延子每日惊惧不已,以泪洗面,对新四军的战士们也非常抗拒,甚至还每天都在担心明天会不会就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新四军的战士们都非常尊重她,在转送的路途上虽然条件艰苦,却一直都给予她许多优待。

她那颗高度紧张的心也慢慢松懈下来,而后竟莫名地对新四军产生了一种信任感,深知新四军是一支仁义之师。

直到切身处地与中国的军队和百姓相处之后,再加上经受了新四军的教育与优待,太田延子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1942年,太田延子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淮北支部,以发挥自己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特殊作用。

在太田延子的主导下,日本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发表了一篇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声明和告日本同胞书。

太田延子在这里的工作很积极,她本来就是一位活泼开朗且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姑娘。

在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之后,太田延子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边。

太田延子后来也慢慢地学会了一些中国话,虽然说得生硬一些,但仍乐此不彼地跟着新四军的战士们学习,而战士们也常常给她矫正她的发音。

太田延子在根据地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新四军的生活环境艰苦,但太田延子却在这里生活得非常愉快。

太田延子那富有亲切感的家乡话,打动了不少战俘的心,也有不少日军在太田延子的号召下,纷纷放下武器,向新四军投降。

有时候遇到中日双方军队的胶着阶段,太田延子便会亲自去到前线,拿着话筒向据点里的日军喊话策反。

太田延子在前线战场上的确是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她的语言真诚、朴实,富有感染力,因此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1942年冬季,太田延子对几名驻扎在苏北、皖北地区的日本军人喊话做思想工作,号召他们向新四军投降。

只见她叽里咕噜地对几位日本士兵说了一通日语之后,对面原本暴躁的士兵竟慢慢平静了下来。

太田延子又换了一副温和的语气,对其循循善诱,而后竟还有些士兵开始流下泪来。

其中有一名叫矢口庄司的日本军曹,走到太田延子面前的时候就不住地盯着她看。

矢口庄司说,“我当时就想看清楚对面是一位怎样的女子,为什么说出的话会有如此魔力,让我们的心都跟着你走了。”

太田延子的一番话,不但让矢口庄司放下了武器,更让他卸下了自己的心房,爱上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矢口庄司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学生,经过国内的教育之后来到中国参战,原是日本中队的一名联络兵。

按照矢口庄司的说法,当时他们所在的那支小队最后只剩下几人的兵力,早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他当时就想着,自己是没有命再活到回家的日子了,但又不想成为新四军的俘虏。

他看到许多和他一样年轻的日本学生战死沙场,也看到中国的百姓因为日本的侵略而无家可归。

投诚之后,矢口庄司也成为了日本反战同盟淮北支部里的一员,后来还在日文小报《士兵之声》担任主编的职位。

太田延子与矢口庄司就这样成为了同事,两人经常在一起做瓦解日军的工作,和新四军的战友们一同印发了许多日文宣传品,对日军频频展开思想和政治上的攻势,收获颇丰。

1943年,春天来临的时候,四师敌工部长王子光亲自为两人主持了一场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

1944年5月,太田延子与矢口庄司的儿子出生了,乳名叫做“嘛噶达”,一家人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十分幸福。

1944年9月,当时在延安的日本野坂参三,命令中国境内所有的反战同盟的成员秘密回国,任务是促成日本早日投降,并且规定不准携带孩子和家眷。

彼时太田延子的儿子只有四个月的大小,但为了响应野坂参三的号召,太田延子只得忍痛与自己的儿子分别。

太田延子对中国新四军的帮助极大,为了让太田延子安心回国,新四军便将抚养嘛噶达的任务交到了刘一孚同志的手里。

刘一孚同志和自己的母亲、妻子说明了情况之后,当天晚上便来到了太田延子的住处,将嘛噶达抱回了自己家里。

“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太田延子正抱着孩子不住地亲吻。我妻子刚把孩子从太田延子的怀里接过来,她扑通一声就在我们跟前跪了下来,泪流满面,然后不住地磕头对我们说,‘我的孩子就拜托你们了,谢谢二位,谢谢,非常谢谢你们。’”

刘一孚同志的老家在安徽省泗南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当时他的膝下还有一个女儿。

刘一孚同志的妻子刘凤英是个非常勤劳贤惠的妇人,她对自己的这个养子亦是视如己出。

据刘凤英回忆,孩子在被自己抱回来之后,不知太田延子怎么找到的这里,还偷偷地来看过孩子一次,亲自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然后留下了一张她的照片,还有两袋米粉,之后就一直再没有见过她了。

一开始的时候,乡里乡亲的见刘凤英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孩子,大家都问她是哪里来的。

为了掩盖刘太山是日本人儿子的身份,刘凤英只对外说,这个孩子是自己抱养过来的。

毕竟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一下子来了这样一个生面的女子,又说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乡亲们很快也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东洋女人。

等到刘太山长大后慢慢懂事了,到了读书的年纪,村里的小朋友也没有愿意和他玩的,就连一些大人也经常会用一些难听的话来骂他。

刘太山的同学们都从来都不叫他的名字,只称呼他为“小日本鬼子”,甚至还会有人动手打他,常常吓得他不敢去学校。

有一次再次被人骂“小日本鬼子”之后,刘太山终于忍不住找到了刘凤英,问她,“我的父母亲到底是谁?为什么大家都喊我‘小日本鬼子?’”

刘凤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刘太山抱进怀里,“孩子,我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在建国后不久,刘一孚和刘凤英就离婚了,但刘太山一直都被刘凤英带在身边抚养,刘太山也一直细心照顾母亲,为她养老送终。

彼时中日的关系重新步入了正轨,而刘一孚在扬州担任军分区的副政委,便把刘太山接了过来,还为他安排在国营江苏泗洪双沟酒厂工作,后来厂里又给他安置了一套漂亮的新住房。

那时候刘太山已经组建了家庭,膝下已经有了五个儿女,其中有两个已经长大成人,出来社会参加工作了,其余的还在中小学读书。

看着刘太山已经长大成人了,刘一孚再三思虑过后,还是决定将那个隐瞒已久的秘密说出来,便告诉了刘太山他的身世和亲生父母的名字和他们在中国的故事。

刘太山虽然早已从老家的小山村里对自己的身世有所耳闻,但因为刘凤英的口风一直很紧,因此从来都不曾真正了解过什么。

他猛地在刘一孚面前跪了下来,“不管我的亲生父母亲是谁,我就是中国人的儿子,我的家就在中国。”

刘一孚将他扶了起来,对他说,“孩子,去找找你的父母吧,他们年纪也大了,别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开始,刘一孚便帮着刘太山先后与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华侨总会等许多单位都取得了联系。

但由于当年太田延子与矢口庄司都是秘密回国,因此刘一孚一直都没有打听到这两人的音讯。

后来刘一孚打听到,太田延子曾经回过大阪,于是他又辗转托人在大阪寻找太田延子的信息,但却仍旧一无所获。

临死之前,刘一孚还特地找到领导,恳求组织替他出面,为刘太山继续寻找他在日本的亲人。

如果这对夫妇回国之后有继续生育儿女,就算他们如今去世了,那么刘太山可能在日本还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常常对刘太山说,“我很后悔,离婚的时候没有把你带在身边,让你吃了很多苦。我没有颜面去见你的亲生父母啊,他们那么信任我,组织那么信任我,但我最后还是辜负了他们。”

但直至刘太山临死之前,他也一直都没有得到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的任何信息,也没有找到他在日本的任何亲人。

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这两个名字就好似一场梦一般,从他的生命中出现,却没有任何实在的痕迹。

唯一实在的,是刘太山如今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娶的是中国的女人,自己的根和子女也一直都在中国。

不知刘太山在临死之前,想到更多的,是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养父母,还是他那长大后素未谋面的亲生父母呢?

政协淮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淮阴文史资料 第5辑 悠悠赤子情[M]. 1986

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编委会编. 抗战在淮北 第5集[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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