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杰尼索夫:新政治周期下的中俄关系——俄罗斯专家的视角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МГИМО)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战略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专家对十九大召开和俄罗斯总统大选后新的政治周期下中俄关系发展的讨论。在分析官方文件和专家评论基础上,指出了2018—2024年俄罗斯对外政策优先事项总体特征,兼及其对中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作者主张对俄罗斯专家群体依照其对实施“转向亚洲”政策和推进中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加以分类。在文章结语部分,建议开展中俄“二轨外交”式对话。

本文作者把新的政治周期与俄罗斯和中国在2017到2018年间发生的政治事件关联起来。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确定了中国新的发展规划,不止中期,且是长期的规划。按照党的文件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党的代表大会组建了新的领导集体。2018年3月1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主席。

重要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现任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思想在其中也得以体现,浓缩表述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十九大修改了党的章程,其中提到“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不仅成为习全方位外交的“名片”,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发展。2017年在中国首次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发表了重要讲话。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论坛并在开幕式上致辞,强调了中俄合作保障欧亚大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普京致辞中关于全球经济和技术空间碎片化的担忧,与习主席在2017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讲话中的主要提法相互呼应。因此,两国在反对国际关系碎片化和逆全球化方面秉持了相近的立场,主张开放思维、自由贸易、国际机制作用优先。

2018年问世的中国政府机关的新架构,以提升国家治理质量为宗旨,这不仅是基于深化经济改革的任务,也是面对当今瞬息万变国际局势带来的挑战时,探索有力回应所必需的。

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也有类似的意义和深远影响。2018年3月18日,普京再次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整个2017年的普京竞选活动进程中,专家们的热烈讨论涉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在普京总统授意下,斯托雷平俱乐部(代表俱乐部呈递纲要的是俄罗斯联邦总统企业家权益保护事务全权代表、全俄社会组织“实业俄罗斯”共同主席鲍里斯·季托夫)和战略研究中心(“战略研究中心”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是2000年至2011年任俄罗斯财政部长的阿列克谢·库德林)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俄罗斯联邦政府也起草了2025年以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

由于外部风险、威胁加大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俄罗斯领导人一方面在面对制裁的条件下实现了进口替代、技术现代化和提高俄罗斯经济发展稳定性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曾致力于找到外交层面的应对之策。因此,莫斯科不得不一直探寻在主要世界大国玩家之间保持平衡关系的支点,包括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从强硬的(如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18年3月1日致联邦会议国情咨文的军事部分所展现的),到相对温和乃至和解式的(如在弗·普京胜选后旋即与美国总统唐·特朗普举行的电话交谈,其间,在建设性的基调下探讨了双方开展经济合作,及在诸如朝鲜半岛、叙利亚、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协作等议题,甚至指出了为举办峰会铺平道路的重要性)。

跟在中国一样,俄罗斯政治领导层把提高国家治理质量看成是保障长远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反腐败斗争框架下,一系列高级官员被抓,如,萨哈林州州长亚历山大·霍洛沙文、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维切斯拉夫·盖杰尔、基洛夫州州长尼基塔·别雷、经济发展部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在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风声鹤唳的反腐调查要案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高官的去职,表明了如同在已过去的中俄两国政治周期一样,在2023年(中国)—2024年(俄罗斯)以前的新一轮政治周期里,两国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将要解决相似的问题。新的政治周期将因进一步的高层人事变动而引人注目。在中国,这一进程始于十九大召开前夕,在俄罗斯,也是在2018年总统大选以前(权力部门和地方权力机关换将,显然在总统就职仪式以后还会继续)。

从上述情况看,虽然在国内议程上有某些明显差别、在经济实力上显得不对称、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发展状况不大一致,中国和俄罗斯在新的政治周期里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相同的任务,因此,客观上可能深化共同利益。

可以想象,在两个伟大邻国命运将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头,认真地相互研究和各层级开诚布公的对话,不仅可以为中俄双方经贸、科技和人文合作找到新的增长点,也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让两国在国际上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本文着眼于在十九大召开后、俄罗斯总统大选以后中俄专家对话持续发展做出些许贡献。文章分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里,基于对俄罗斯官方文件和专家发表文章的分析,对过去的一个政治周期里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做出总结,勾勒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新的总统任期里将确定的对外政策优先事项,以及尝试对中国在当今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位置做出评判。

在第二部分里,作者力求证明,俄罗斯“向东转”的政策,虽以强化对华关系为有机的、优先的组成部分,却依然是俄罗斯学者和专家之间争吵不休的话题。因此,作者想要对讨论“向东转”问题时俄罗斯专家表达的意见进行分类。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每一个总统任期,都因决定了俄罗斯对外政策基本优先选项和内容的国内外挑战的特殊组合而各有千秋,与此同时,普京治下的所有时期,发展对华关系一直是俄罗斯外交最稳定和最可预见的要素,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则是最变幻无常和不稳定的。

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里(2000—2004),普京做到了与欧美关系的加强,发展了与北约的合作。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与美国的小布什总统、英国的布莱尔首相、德国的施罗德总理确立了良好关系。2001年纽约的9·11恐怖事件发生后,普京支持了美国领导人打击的立场,2002年5月,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Strategic Offensive Reductions Treaty, SORT)。反恐议题的迫切性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里被强化的原因在于,当时俄罗斯军队正在高加索地区执行着打击武装力量的任务,按普京的话讲,这些武装是俄罗斯领土完整的首要威胁。

在第二个总统任期里,在对外政策领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呈现出恶化势头。2007年2月10日,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时,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单极世界思想。普京坚决反对北约东扩计划和在东欧部署美国的反导设施。

第三个总统任期,是在被动地解决地缘政治任务、应付主要因慕尼黑讲话而引发的关系破裂和危机的艰难条件下度过的。乌克兰事件和收复克里米亚,不过是强化了已有的对抗局面,让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危机变得更严峻了。2014年,美国、欧盟及另外一些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第一轮制裁措施。在打击斗争方面俄罗斯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该斗争就是“普京路线”的重要部分。基于当代带来的威胁,普京从消灭有限的俄罗斯境内的分子转向与之展开国际化斗争。为此,俄罗斯参与到了叙利亚局势的调节进程,在俄空天部队的帮助下,从国和其他极端主义组织手中解放了一些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城镇。2017年12月,普京宣布,在叙利亚领土上将保留并长期运行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口。普京强调,“这是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在一个首要的和战略性方向上保障俄罗斯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俄罗斯的积极参与下,伊朗核问题得以解决,在2015年签署了相关协定。普京不止一次表明,莫斯科将积极地支持这一协定。虽然由于俄罗斯轰炸机苏-24被击落,俄土关系激化到了极点,局势在2016年内就得以扭转。在叙利亚确立向政治调节过渡的条件,主要是莫斯科、安卡拉和德黑兰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案例表明,“普京外交”并非只有强硬和旋风,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也有灵活性和达成妥协的艺术。诚然,鉴于俄西关系的急剧恶化,这种妥协的边界和施展空间被大幅压缩了。

2016年6月30日,在驻外使节和常驻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普京指出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外交部工作中务须重视的国际问题。因为这是西方发起制裁以后的首次使节会议,普京表示,“一小撮华盛顿的精英自以为可决定在哪些问题上与我们合作、在哪些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包括制裁”,莫斯科“不买他们的账”。对美关系的唯一基础,用总统的话讲,是“在乎相互利益的平等伙伴关系”。说到中俄关系,俄罗斯领导人将其看成平等和利益的相互考量之关系准则的体现。在2016年的使节会上,普京强调说,中俄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2012年总统大选前,普京发表了《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一文,与之不同的是,2018年总统大选前普京没有发表类似专门阐述对外政策的公开文献,也没公布关于内政问题的竞选纲领(2012年1—2月,在3月4日大选日到来之前,普京撰写并发表了七篇文章)。

普京为何用传统的在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的方式,替换了已经尝试过的、借助纲领性文章与选民对话的模式呢?

第一种说法,是与政治技巧有关:最大限度接近投票日的一次演说(况且是仅有此次才使用的方式——第一回不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格奥尔基耶夫大厅发表演讲,而是在马涅什广场)可确保引起国内和国外听众的关注。另一种解释是某些专家的说法,这与普京在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变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竞选活动事实上的破产有关——现任总统在选举日来临时,不仅是一位重量级政治家,且已拥有了“全民领袖”的形象。亲普京选民的高度团结一致是西方施压的结果(因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俄英对立升级),这种支持在中期前景看来的确有可能会动摇,特别是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普京没有发表指导性纲领,是因为权力精英内部就一系列重要的内政问题未能达成妥协。许多早已箭在弦上的经济决定,如果在紧挨大选的节点发布,或许会对选民心理产生不良影响。下列问题都处于潜在的冲突地带,如,增加居民税收负担、养老金改革、改变财政政策的优先安排次序、国防支出问题、扩大或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等。

于是,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咨文,可以被视为竞选文件,标示出来的仅仅是有关下一个政治周期内由政治精英达成妥协的范畴。关于有争议问题的决定,估计很可能会在2018年至2019年拍板。

有三种可能的发展脚本:(1)靠国家和国有企业投资来刺激经济和加工部门的优先发展;(2)经济的自由化、保障有质量的增长,其中,要达到降低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比重;(3)经济的军事化(加大国防工业发展力度、提升对军工研发的资助水平,强化反制裁措施,深化进口替代政策)。只有第三种脚本可能导致对外政策方针的实质性调整,滑向与西方“冷战”的情境。

本文作者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脚本组合的可能性很高,虽然改革的具体方针、内容和深度将取决于同西方关系的演进,以及政权的整合(总统办公厅、政府和强力系统的人事变动)。对中俄关系而言,第一种和第二种脚本提高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并且,第二种脚本对中国在俄投资机会是最佳的。

与此同时,在大多数俄罗斯专家看来,2018年3月1日咨文中提出的对国防问题的侧重,不意味着偏向经济的军事化脚本的选择是最终的和不可逆的,或者说,它仅仅是相对于其他选项而言有一定优先性。普京对联邦会议成员的演讲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在向不可控的军备竞赛下注,更多是提醒深思,技术进步如何改变着全球安全局面,让许多军事系统(例如,反导系统)变得毫无用处。总统演讲的基本思想在于,美国通过发展反导系统和其他新一代武器相谋求对俄罗斯的决定性军事优势的战略,已经破产。

按弗拉基米尔·巴拉诺夫斯基院士的观点,莫斯科传递的信号,不仅仅有对抗的成分,也有合作的潜能。另一位俄罗斯的分析家瓦西里·卡申也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演讲包含着对新一轮军控谈判的要求,仰仗已取得的军事技术成就,莫斯科出于实力希望能够进行军控谈判。在卡申看来,俄罗斯总统的意思是,俄罗斯已经成功克服了美国反导技术发展对俄罗斯安全的负面影响,并呼吁就国际安全开始新的谈判。

“总体来看,普京的演讲表明,俄罗斯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军事技术竞赛中占据着坚实地位,尽管比美国和中国参与竞赛的项目要少。这为战略稳定,或是各个领域的技术伙伴关系等问题的未来交易的谈判奠定了好的基础”,瓦西里·卡申如此总结。尽管对美国和西方言辞严厉,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达了面对全人类的全球威胁俄罗斯与西方能够合作的希望。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俄罗斯未来几年对外政策的关键优先事项是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范围内的大国地位,缓解国家政治孤立的状况。在他看来,决定俄罗斯国际环境的最主要原因是与美国之间激化的冲突和与欧盟国家的进一步疏远。与大多数俄罗斯领军专家一样,德米特里·特列宁不认为在亚洲这边存在类似的激烈冲突与威胁。

(2)主要任务是要与中国建成更富有成效的关系,中国正成长为世界大国、最大经济体,并且不会参加反俄制裁。

(3)中俄接近也有限度,这是由于俄罗斯倾向于避免在经济上依附于过于强大的伙伴,也因为总体上两国的利益与战略不总一致。

(4)维持友好关系无疑是优先事项,但是充当与北京联盟中的小伙伴不是克里姆林宫的计划。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前外交部部长(1998—2004年)、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如果俄罗斯真正做到多方位,对外政策将会产生成效。他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近年来在东方取得了很多成绩。然而,用他的话说,俄罗斯目前只是刚刚开始真正熟悉亚洲,直至今日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是亚洲必不可分的一部分。

因此,根据俄罗斯专家的评估,在中期的一段时间内、亚洲方向上,俄中关系将会相对可预测,并且成为积极因素。此外,专家们也在更大的环境下审视俄中关系的发展,即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以及俄罗斯在亚洲方向试图使外交政策多样化的背景下考察俄中关系。

本文作者同意著名政治学者、国际关系理论家安德烈·齐甘科夫的观点,不应将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简单化。根据齐甘科夫的看法,将俄罗斯体制简单化的主要错误在于忽视了体制的发展,当今既不能把俄罗斯称为成熟的民主,也不能称为纯粹的威权。当然,俄罗斯对外政策也在经历转型,因此对外政策也不应被简单看待。安德烈·齐甘科夫以西方为例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并不存在单一的明确轨迹,而可能是与西方合作、对西方防御或强硬几种政策之一。在接受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本文作者想指出,需要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专家群体进行更为复杂的分类,专家们深刻、客观的分析可以使国外观察者们更好地理解俄罗斯国内的争论。

在俄罗斯专家圈子中,就俄罗斯亚洲方向上的政策形成了两大主要的方向。根据对待“向东转”成功与否、未来前景的态度,可以将专家中两大方向的代表人物称为“乐观派”和“怀疑派”。根据对待这一问题的各种观点,这两派是核心路线,而其他方法可以认为是边缘的。尽管其他专家群体在公共空间也拥有一定受众,但是大体上这些受众不属于专业的外交圈子。“乐观派”和“怀疑派”既有明确立场,又有对国家机关和媒体的影响力,并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才得以在政治界被严肃对待。

最重要的两派对待“亚洲维度”的立场是建立在研究俄罗斯对外政策、国际关系趋势等更宏观问题的方法之上的。关于与中国关系的理想状态、俄罗斯在亚洲的目标、东方政策的功能等问题的表述存在差异,是因为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有不同答案,即:俄西关系未来的性质是什么?中美关系未来的性质是什么?而且,在第一个问题上,通常不是指抽象的西方,而指的是作为西方世界领袖与化身的美国。我们认为,专家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刚好决定了他在俄罗斯东方(亚洲)政策上的关键问题的立场。下面我们将呈现这两派关于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观点,以及如何影响了俄罗斯专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争论。

乐观看待“向东转”的结果与前景的思想派别代表来自高等经济大学世界政治系、瓦尔代俱乐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他们同时在两个甚至三个上述机构供职。

这一派研究者所依据的观点是,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不如前。在上一轮制裁升级、谴责干涉美国大选、斯克里帕尔案件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关系倒退的不可逆转在许多人看来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派专家认为,是西方首先破坏了现状,拒绝遵守欧洲空间原有的游戏规则。俄罗斯在拥有足够资源的条件下,对自身安全的客观威胁采取了坚决的回应。

乐观派专家认为,俄西关系构建新的范式的阻碍主要来源于美国遏制俄罗斯的长期企图,华盛顿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接近,或是建立俄罗斯—欧盟全面伙伴关系。欧洲一致思想的崩溃,其典型表现是英国脱欧,使得继续遵循俄罗斯的“欧洲命运”变得完全无益。一些研究者指出欧洲已无法自立,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性,沦为“华盛顿的影子”。

乐观派专家认为,处于类似被遏制对象的还有中国。中国实力的增长正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此美国极力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想在亚太地区巩固自身地位,巩固联盟体系,建立排除中俄的封闭经济组织。美国正在建立新的联盟与伙伴关系(与越南、印度),意在遏制中国。长期来看,中美的军事—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尽管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经济领域俄中扩大合作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可避免且非常有益,因为美国将继续遏制俄罗斯,俄罗斯进入“自由世界”的任何尝试都将化为乌有。中国作为大国可能与美国抗衡,被看作是俄罗斯渴望的盟友。俄中在军事领域的相互关系自然而然会向着类似军事同盟性质的关系发展,但未必获得正式的形式。然而,哪怕是这种准同盟也将会是非西方世界影响增长、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利益保障的关键政治因素。为证明中国方面对于这一方案也持乐观态度,专家们列举了一些中国专家代表的观点,他们主张改变中国对外政策的不结盟性质。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军事—政治同盟的一些要素业已存在,摆在莫斯科和北京面前的是将俄中关系转变为正式的军事同盟这一迫切任务。

总之,乐观派积极看待近年来俄罗斯东方政策的成绩,尤其是俄中关系。实际上他们说,转向已经发生,中国对俄投资额增加。乐观派专家在评估中引用了不甚可靠的俄罗斯数据,运用了中国投资的统计数字,还引用了中方政府的口头表述(约330亿美元)。总而言之,在这一方面乐观派夸大了俄罗斯在对外经济方面的成就,还将数不胜数的《关于某某事的备忘录》也算进“成功”案例,殊不知哪一方也不会实现这些《备忘录》。

乐观派认为,俄罗斯参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及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具有很大的机遇,还把自己视为对接的倡导者。中俄领导人关于对接所签署的宣言被认为是“向东转”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弥合俄中在中亚利益分歧的手段,还是欧亚经济联盟取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一步。开始在公共领域推广“大欧亚”思想之后,乐观派把对接看作形成非西方的大陆伙伴关系的一步,俄中将在其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各个颇具前景的倡议之中,乐观派尤为重视大欧亚伙伴关系,认为它应该成为把尽量多欧亚各国整合进俄中影响力的共同轨道之中的主要机制。在经济层面,第一步应该是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之间,或是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条约,如果文件签订的时间比参与的广度更重要,则更有可能是后者。这项日程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

专家主流中的怀疑派没有明显的隶属机构,而是主要由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科学院各所、俄罗斯大型企业的个别专家构成。

怀疑派的代表承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敌对利益,然而将目前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相互认知中的错误,以及冲突双方决策者错误的情境判断。如此一来,通过互相让步,辅以加深互信的措施,就能够使俄西关系重回建设性的轨道,尽管已经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

与“向东转”的乐观派不同,“怀疑派”认为,中美关系中合作的因素被低估了,并且就在不远的未来,两国就能够控制在亚洲竞争的程度。经济上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中国并未准备在东亚独自担负政治领导,给怀疑派提供了论据。因此,在某种条件下,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对于中国可能是有利的。

出于这一点,俄罗斯并没有必要与中国在政治上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会导致过分依附。许多怀疑派现实地评估了在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中国的态度)和南海问题(俄罗斯的态度)上支持的程度。在上述问题中,两国都采取了中立立场。如此一来,在乐观派看来具有坚实基础、颠扑不破的反西方联盟的组合便破碎了。中国(既包括政府、又包括企业)在对俄制裁中的表现也得到了现实的评估。

怀疑派指出,尽管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深化能够使俄罗斯借力最大实现经济增长,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合作要能够有助于俄罗斯经济多样化,而不是固化俄罗斯对油气的依赖。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运用现实主义范式推演的话,可能会给俄西关系带来更多摩擦,最终恶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由于怀疑派比乐观派中有更多的中国专家,他们更清醒地评估中国的意图,指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没有建立军事同盟的类似计划。

怀疑派的代表倾向于最小限度地把俄中关系看作目的本身,最大限度地看作对外经济多样化的手段。怀疑派还指出了外交资源过于集中于中国的危险性,注意到有必要与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充分展开合作。

怀疑派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对于俄罗斯“向东转”的有效性和战略特征持怀疑态度。目前取得的成就不具有根本性和不可逆的特征,而可能会迅速向反方向变化。以下思想逻辑可以充当论据:假设俄西关系突然回到危机前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怀疑派认为,俄罗斯精英不会如同此前一样积极研究发展对外政策东部方向的问题。其结果就是,转向是不得已的,因此转向的成功也得不到保证。

怀疑派专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以及俄罗斯参与这一倡议的可能性也持有一定怀疑态度。中国倡议的模糊性使专家们对其前景表示怀疑,而俄罗斯缺乏诱惑力的商业环境也决定了,除了对于两国领导人而言具有美好前景和重要意义的项目以外,大型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的实现希望渺茫。怀疑派在俄罗斯与亚洲经济合作中的其他难题上的立场,这一逻辑也适用: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缺陷盖过了“向东转”的积极政治动力。

怀疑派经常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亚洲对俄罗斯的兴趣不足,相关官员专业化程度低,专家学者匮乏。这些因素也是“向东转”成效不足、未来不明的原因之一。相对乐观派,怀疑派中的亚洲问题专家比重更高,对于俄罗斯与亚洲大规模增进联系的必要性的呼声也比乐观派高。

以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者为代表的学术界主流都坚持最大限度采取中立立场,回避直接回答关于俄罗斯“向东转”中的复杂问题。官方学术机构只是对国家表述的补充,提供了对双边关系总体趋势的观察,并通过一些官方渠道和公共外交机构得以实现,例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另一派人数较少,是“狂热派”(或称“超乐观派”),他们极为正面地对待“向东转”政策。亚洲伙伴在他们眼中被理想化了。亚洲伙伴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很积极,而俄罗斯的回应不够积极。这一派包括一些记者、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例如,活跃在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明日报》周围的人),他们能够接触公共领域,然而对于决策无法施加任何实质影响。这一派之中有一些狂热分子,认为他们的潜能未能得到运用,是因为政府中自由派不作为。

在所有专家中,狂热派具有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对反对者的评价最为激烈,反对西方这一要素又使他们与“乐观派”合流。在狂热派一篇典型文章中写道,俄罗斯国内有些势力向公众灌输中国有侵略性的想法,并把俄罗斯复兴的机会全都寄托在西方身上。乐观派也经常在文章中写道,俄罗斯好像形成了亲西方的游说团体,他们反对与中国发展关系,总体上反对向东转。狂热派和乐观派认为这些结论很明显站不住脚,文章中还说,俄中为了反美在政治领域的接近的想法无疑是有限度的、有害的。

“乐观派”说法中的投机取巧还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另一篇文章中同一作者得出结论,俄罗斯以自身的军事力量自给自足,将成为能够制约美国和中国走向争霸世界主导权的冲突的唯一力量。“乐观派”搞不清自己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亲西方、还是反西方,亲华、还是——“乐观派”拿起政治和意识形态标签给反对者贴上,只是为了吸引别人关注自己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见解。实际上,“怀疑派”属于政治主流,无法称他们的立场是的,或是亲西方的。此外,“怀疑派”认为,与中国发展睦邻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对于俄罗斯是无可替代、自然而然的选择。两大主要流派的全部争论可以归纳为:值不值得建立“莫斯科—北京”反西方轴心。“怀疑派”的反对意见并非要试图阻止“向东转”,而是他们认为这一转向没有意识形态与反西方的基础。并且,怀疑派更为现实地看待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亚洲日程的独立性,因为他们不试图给这一日程加上特殊属性,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力量中心开展对话也同样重要。

通常,带有对俄罗斯亚洲政策极为热情评价的、最鲜明的政治宣言,来自于只管理商业利益的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营造俄罗斯“向东转”的狂热氛围有助于他们隶属的具体公司进行利益游说。然而这一专家群体并不具备实质的政治影响力。

虽说专家意见五花八门,但有关“向东转”政策的争论主要还是在乐观派和怀疑派这两个最知情且离决策过程最近的群体之间展开的。他们之间主要的立场之争,也可映射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基石性问题的争论。在表格1里,笔者归纳了两派的主要区别。

本文作者此前不止一次提过要推进中俄国际关系专家、双边合作问题专家的对话。表面上看,近年来中俄专家交往规模有实质性扩大,定期举办中俄关系问题研讨会和圆桌会,领军的科研中心和智库之间也建立了联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框架下的专家理事会也在运行。2017年2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提议,以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为依托,在北京成立了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也在定期举办中俄关系研讨会。

可是,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与日渐复杂化的外部环境,要求有更系统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专家的工作。这一工作是政府间交往的补充,应着眼于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能确定推进经贸和人文领域合作的优先事项,可就重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

虽然中俄学术交流够频密,但笔者认为,两国之间缺少真正的“二轨外交”机制。类似机制缺失的原因之一,似乎是因为“二轨外交”在专家圈子和职能部门被看成是解决冲突的工具。在美国外交官和学者约瑟夫·蒙特维尔(Joseph V. Montville)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使用“二轨外交”术语时正是这么界定的。按他的界定,“二轨就是政治冲突中的敌手之间非正式的建设性互动”。

中俄没有国家间冲突,是两国人民看不出有什么可替代睦邻和伙伴关系,但不意味着不存在能够且应该借助“二轨外交”机制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弄明白的是,学术交流与“二轨外交”的内容和目标无法相提并论。主要区别是,“二轨外交”针对的是伙伴之间存在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交流学术信息。第二个要点,如蒙特维尔所说,是互动的建设性。作为互动成果,一定要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或者共同行动的倡议,还要送达决策者。民间外交旨在更广泛的相互了解,也不能当成真正的“二轨外交”,后者要求参与者够专业,要闭门谈以便讨论细节、高效解决敏感问题。

高度政治互信的说法没错,但有时却错误地被解释成莫斯科和北京在某一领域完全一致,或者不愿意就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搞任何公开争论。在笔者看来,现有中俄专家对话的主要不足是:互动的实际产出低、参与对话的人员范围窄、议题单一或几乎仅限于双边关系。广泛的接触基本上局限在中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和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这些人士对强化中俄关系而言是重要的,他们与直接负责确定两国合作主要优先事项的政府部门联系紧密。与此同时,不断提升的两国内政共性和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协作的新任务,都要求拓展对话内涵,并吸纳新的人员和机构参与对话。对话议程应拓宽,以涵盖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型、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管控、反恐问题、欧亚一体化方案进展问题、生态问题等。应当强化两国均很重视的区域问题(美国、欧盟、朝鲜半岛、中东、中亚)专家之间的联系。建立有退役的高级军官和情报官员参与的对话机制,或也有其益处。

在新的政治周期里,两国要面对诸多巩固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课题。国家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应基于专家们精准和及时的评估、信任、必要的沟通渠道及对话平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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